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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进士登科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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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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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再次敕封，败礼乱法，于是皇帝下诏命吏部核奏。倪元璐的同乡尚书姜逢元、侍郎王业浩、刘宗周及其从兄御史倪元珙都说陈氏因过被休，王氏乃继娶，并非小妾。温体仁很失望，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等行勘，即票拟一旨云：“《登科录》二氏并列，罪迹显然，何待行勘？”于是，倪元璐就糊里糊涂地被勒令落职闲住。作为对刘孔昭的奖赏，温体仁提拔他为南京操江[8］（卷265，P6840）。
其次，《登科录》有时还被当作“举荐之资”。《登科录》一个重要的作用是登科进士身份的证明。宋辽和议，宋朝人遣使馈送，辽国皇帝亲自查收。“每年信使入境,先取《宋朝登科记》验其等甲高低、及第年月，其赐赉物则密令人体探”[9]（卷8，《本纪》第15，《圣宗》6）。宋代的寇准出将入相，历镇方面，地位尊崇。他曾告诉侍从人员，若有过客造访，应当把来访者的《同年小录》（即《进士登科录》）与参状一并转呈。若此人是其同年，且年龄又在己上，寇准便对他非常礼遇，“虽州县小官，亦展茵席以叙拜”，历来被传为佳话[10]（卷上）。
明代《进士登科录》中的“进士家状”能提供出该科每个进士的很多重要信息。明人顾清《送余大尹序》载：“弘治丙辰，吾华亭尹以阙告。其八月，《进士登科录》成，邑人之在朝者聚观焉。曰择尹必于是，安得忧国爱民廉平而仁恕者为吾父母乎？旁有识者历指而议之曰：某也可，某也可，某也限以地，某也拘以资，某与某其可也，如是者数人，而余君端卿为首称。未数日，吏部拣堪县令者二十有五人，居浙西者四，而华亭果得君。”[11]（卷17，中集13，《北游稿》，《序》）说明在当时《进士登科录》作为政府人事档案，并且还是公开的档案，对于人事安排多少能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再次，《进士登科录》与《同年录》一样，又是该科进士同年联系的纽带。作为同科进士的题名录，《进士登科录》虽不像《同年齿录》那样严格按照年齿排序，同样也起到该科同年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曾上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12]（卷44，《选举志》）他认为参谒座主，实际上就是“附党背公”，此后进士期集、参谒及各种题名活动尽行废止。这也证明题名本身也能起到增进同年之间、座主与门生之间感情的作用。明代，王守仁《书同门科举题名录后》载：“今以邃庵先生之徒观之，则文中子之门又奚足异乎……”[13]（卷28，《续编》3）这里“邃庵先生”也就是明代中期大臣杨一清。此外，东林党多进士出身者，他们还编录了一部《东林登科录》。
二
《登科录》在唐宋以后广为流传，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几个侧面加以说明。
在古代，人们可以通过《进士登科录》上的信息来了解一个人的基本情况，如姓名、字号、年甲、里居等等。宋人吕本中《轩渠录》载：“米元章喜洁。金陵人段拂，字去尘，登第。元章见其《小录》，喜曰：‘观此人名字，必洁人也’亟造议亲，以女妻之。”[14]（卷34上）正是在《小录》上看到了“段拂，字去尘”这个给人清洁印象的名、字，米芾才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元人李祁《龙子元书香世科序》载：“……予以元统癸酉及第，凡所受国朝官府文凭及程试文字、《登科小录》之类，遭乱荡无一存。每念一同年，欲记其年甲里居，无从征考，辄太息痛恨而止。乡里后生辈或来问向时程试文字，漫不复记，无一语可答，又太息痛恨而止。”[15]（卷3，《序》）明人蔡清《寄周黄门书》载：“南都别后，……既而得睹执事于《壬戌登科录》，继闻两县卓异政迹，虽音问两阔，而中情相爱如春矣。”[16]（卷2，《书》）这都说明作为进士花名册的《登科录》，是人们认识了解这些进士的一个途经。 《进士登科录》“进士家状”中对母亲诸如“嫡母”、“前母”、“生母”、“继母”等称谓，在现实生活中也起到示范和准则作用。吕木木木《进士登科录》“进士家状”中祖、父母的存亡情况，与现实生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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