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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进士登科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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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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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也休戚相关。明代根据祖、父母存亡情况可分为五种：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庆”，父母俱存曰“具庆”，父存母故曰“严侍”，父故母存曰“慈侍”，父母俱故曰“永感”[6]（卷1，P482）。 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5月第1版，第2页，标点有误。当为：“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庆下’，父母俱存曰‘具庆下’，父存母故曰‘严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曰）‘永感下’。” 钱茂伟先生在其《国家、科举与社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已有说明。进士登科是人生一大喜事，如果父母健在，即“具庆”，当然是全家皆大欢喜。反之，如果父母俱亡，也就是“永感”，即便是折桂蟾宫后一时的喜悦，也挡不住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凄楚。吴宽《永感诗后序》：“今礼部有《登科录》所以录登进士之科之人，而著其姓名以传于世也。……于其人曰具庆，则众必以为喜，至曰重庆，又喜之甚也，于其人曰严侍、慈侍，则众必以为恨。至曰永感，又恨之甚也。……成化壬辰科，凡二百五十人，具庆者视严侍慈侍固多，然重庆仅十五人而已，若永感者，至三十人，而江宁吴君宪之其一也。宪之平生既甚恨于此，而士大夫知其恨者，因作永感之诗慰之。”[19]（卷40，《序》）这里说的是成化八年第二甲第六十五名进士吴文度，《成化八年进士登科录》载：“贯应天府江宁县民籍。国子生，治《春秋》。字宪之，行四，年三十二，十一月初八日生。曾祖昭；祖全；父靖，教谕；母钱氏。永感下。”[20]（第3册，P1181）他中进士时父母皆已作古，“宪之平生既甚恨于此，而士大夫知其恨者，因作永感之诗慰之”。诗虽可聊慰一时，但终究无法排解他失去父母的凄楚和无奈。另外，明成化年间，绩溪县有一姓胡的人家，延师教其三子，一日这位私塾先生说：或许会有个成才的。于是胡处士便把“具庆堂”三字，贴于门楣，“盖隐然有取于《进士登科录》中语也”。成化癸卯，老二文光果然领南畿乡荐，继登甲辰进士第，正符合“具庆”命名之说。第二年文光遇恩例，得赐归省于绩溪。“将与其兄弟称寿于斯堂，以昭其初命”，一家其乐融融，令人生羡。程敏政特作《具庆堂记》一文以记盛[21]（卷15，《记》）。文光，即成化二十年第三甲进士胡光，字文光，历官广州府推官、云南曲靖军民府同知等[22]（卷6，《选举·科第·国朝》）。可见，这又是另外一种情形。
《进士登科录》中所署官衔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进士登科录》中有读卷官、提调官、监试官、受卷官、弥封官、掌卷官、巡绰官、印卷官、供给官等人员职衔、姓名及功名。如果列衔错误，是会闹笑话的。据《觚不觚录》载：“……偶阅《万历癸未登科录》，则倪银台光荐，以‘工部左侍郎仍管通政使事’入衔，皆可笑也。当时代言者亦误，只当称‘掌通政司事’，不当言‘管通政使事’也。”[23]通政使是通政司的最高长官，只能说“掌通政司事”。倪光荐在《万历十一年进士登科录》中的列衔确实可笑。又《菽园杂记》载：“近者有以都指挥掌锦衣卫事者以‘带俸’字自嫌，妄意去之。礼部于登科录列衔亦遂其非，而刻版印行若定制然。是以其在权要之地，而贬制度以顺之也。使生杀予夺自己出者，以势临之礼仪制度，欲不紊乱得乎。”[24]（卷4）因易与军职犯私罪者“带俸差操”发生联想，所以以都指挥掌锦衣卫事者对“带俸”二字极其反感，在列衔时径直删去。“礼部于登科录列衔亦遂其非，而刻版印行若定制然”。由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即便是标明人物身份的官衔，作为一个小小的政治文化符号在《进士登科录》中也有所体现。
三
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明代进士登科录已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在明人的笔记、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中皆有体现。
1-笔记
明代文人的笔记中多有关于进士登科录的记载。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关于进士登科录的记载多达十几处，足见他充分利用了当时存世的大量明代《进士登科录》。限于篇幅，仅举两例：
卷二二《史乘考误》三：“《野记》言：永乐初状元本曰李马，……又谓是岁进士有林廷茭者，闽人，……考《戊戌登科录》，亦无所谓林廷茭者，其误可知。”[5]（P406－407）
卷八一《科试考》一：“（正统）十三年戊辰，命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高榖、侍讲杜宁为考试官，……是岁《登科录》，李泰书父永昌，司礼监太监。”[5]（P1554）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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