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百年张说研究回顾与展望 |
 |
时间:2009-7-24 13:43:43 来源:不详
|
|
|
确认之前,这种局面还将维系很长一段时间,学者对张说意义的探讨,一时之间还很难激起研究的热潮,但是张说文学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已经渐渐呈现升温之态势。深入理解张说的文学思想、文化活动和诗歌散文创作实绩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剖析其研究未受重视的原因,是将来张说文学史意义研究或有进展的突破口。 生平、仕历与交游研究 对张说生平与仕历考证发明甚多的《张说年谱》,对谱主的文学史地位、籍贯、生平、交往以及作品系年都有比较确切的论述,体例完备,言简意赅,参考价值很高。傅璇琮通过对《唐才子传》的校笺,也梳理了张说的生平、仕途、文学诸方面[12]。海外汉学也对张说的生平及诗歌予以考证评价,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张说传记与文学》[13]、美国学者克罗尔《张说卒日考》[14]、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张说及过渡到盛唐》[15]等,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张说生平仕历的某些细节。通过这些努力,基本理清了张说的生平与仕历的若干问题,比如籍贯归属,就考证得相对明晰;但家世脉络、仕宦系年等似是而非的问题,仍然有待廓清,以明了张说的仕宦生涯对“开元之治”和“盛唐气象”形成的确切贡献。 对张说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进行评价,学界做过一些努力。曾智安《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曲折过程》论及张说在贬谪生涯中汲取教训经验,主动迎合玄宗追求时用的政治观念,逐渐实现对现有吏治格局的突破,对盛唐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6],突破传统囿见,颇见新意。汪篯提出的“吏治与文学之争”为学者关注,杜晓勤《“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指出开元前期张说等“文学”派,较之姚崇、宋璟的“吏治”派实则处于劣势,这对于文学的影响是促成以张说为核心的贬谪诗人群体的形成;而张说开元九年复相以后对文坛的积极影响和对诗歌艺术发展的推动,要到开元十五年以后逐渐显现[17]。作为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张说引起了很多关注(包括负面的,如其对封禅的鼓吹、“泰山”称谓的由来等),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但是与文学相关的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张说在国史监修与大型图书编撰中的文化意义、身为文儒的文治主张、三度从戎生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后进的诱掖奖劝对盛唐文学的带动意义,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对张说交游和同时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中,丁放《张说、张九龄集团与开元诗风》力证“二张”是开元政坛和文坛的双重领袖,同备识拔文士之功,并考察二人诗歌的渊源和创作倾向,得出结论二张集团代表的是盛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18]。张说、苏颋合称“燕许大手笔”,两人散文充溢着格调雄浑、气势恢弘的盛唐气象,开启了由骈趋散、清拔宏丽的一代新风,王太阁《论“燕许大手笔”》就苏张之关系、“大手笔”之由来及演变、“燕许”散文的共性与个性详加考论,指出二人在唐文由骈趋散的发展史中的开拓之功[19]。但纵观研究史,张说与其他士人的交往研究所见寥寥,实则张说与初盛唐诸多文士如杨炯、李峤、崔融、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卢藏用、王翰、王湾、李邕、贺知章、孙逖、孟浩然、崔颢、房琯、高力士皆有过从;而以张说为中心的代表初盛唐文化转型的士人群体的研究几乎仍是一片空白,珠英学士集团、集贤学士集团、湘岳贬谪诗人群三个文士团体中张说的地位和意义等重要问题,则较少有学者论及。若能从张说为圆心的诗人交游与诗人群的角度来把握初盛唐文人交往,对于全面理解初唐渐盛的时代风尚和文化背景,当是不无裨益的。 思想研究 唐朝的宗教文化政策是“三教并流”。张说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葛晓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认为张说是以礼乐和仁义扭转初盛唐之交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和在复兴儒学的进程中文儒知识阶层的领军人物[20],持论比较中肯。张说的佛禅因缘也很深,张海沙指出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