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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日本留学僧译经大师灵仙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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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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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溪县，副使石川道益的第二舶到达明州。第三舶于七月四日从松浦郡庇良岛出发，忽遇南风而飘流，判官三栋今嗣脱身登岸，船上载着射手数人，竟不知飘流到哪里去了，可能没有到达唐朝。第四舶是否到达唐朝不详，大同元年(806)八月，判官高阶远成和空海，桔逸势等一同回国时所乘的船也许就是第四舶。”从史料记载和木宫泰彦氏的研究比较来看，灵仙确实是在延历二十二年作为遣唐留学僧被派遣，出发的时间也确实是在延历二十二年，只是在途中遇风暴，船只破损又返回了日本。船只经在日本修理后再次出发的时间是延历二十三年(804)。至于灵仙所乘船舶不详。照理推算应该是第一舶或第二舶船上。在航海技术极不发达的唐朝，灵仙不可能会乘坐其他船舶而不与遣唐使们一起入唐。
从延历二十三年到弘仁元年(810)灵仙再次见诸于史料记载的六年时间内，活动情况不详。也许灵仙与空海等人或者与最澄等人登岸后直赴长安；也许灵仙大师未与众人结伴同行，而是一个人云游四方，到处巡礼，最后到达了长安。从后来灵仙在长安完成译经事业，自己去五台山居住这一史实来看，后者的可能性很大。这可能与大师博学多才，气盛孤傲的性格有关，与众人格格不入，为众人所排斥。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像大师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无论是在日本国内，或是在大唐中国，其活动情况却没有同时代的人的文字记载。纵览那个时代的资料，给人一个极深的印象：似乎灵仙是个默默无闻，被人遗忘之人。若非后来灵仙托人将新经舍利进呈天皇，也不会在《续日本后记》中被人提起。事实上，灵仙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引起近代人们的兴趣，也是一件极为偶然的事情。1913年，日本国宗教局在进行宝物调查时，获野仲三郎氏对江州石山寺的藏经做了调查，得到了《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古写断卷。在第一卷所记载的译场列位的名单中，发现了灵仙的名字。据此，妻木直良氏写出了其著名的论文《唐代の款塲ご参唯一の日本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灵仙在长安，开创了其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这是不争的事实。据《灵仙三藏行历考》载：“元和五年(弘仁元年，810)七月三日出大乘心地观经梵夹。同二十七日於长安礼泉寺奉诏译。般若三藏宣梵文。灵仙笔受并译语。”“同六年(弘仁二年)三月八日译成进上。”《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翻译工作，历时九个月完成。元和五年开始的译经工作，是确实存在的。有两则史料可以佐证：其一，《宋高僧传》卷三《唐礼泉寺般若传》：“释般若，罽宾国人也。貌质魁梧，执戒严整，在京师，充义学沙门，宪宗敦崇佛门，深思翻译，奈何有事于蜀部，刘辟阻命，王承宗未平，朝廷多故。至元和五年庚寅，诏工部侍朗归登、孟简、刘伯刍、萧俛等就礼泉寺译出经八卷，号本生心地观，此之梵夹乃高宗朝师子国所进者，写毕进上。帝览有敕，‘朕愿为序’。寻颁下其文，冠于经首，三藏赐帛，证义诸沙门锡赉有差。”唐宪宗对此事极为重视，亲自作序，冠于经首，对参与译经的诸位，根据其功劳的大小而有多少不同的赏赐。其二，《旧唐书·列传》一百一十三《孟简传》：“六年(元和六年)诏。与给事中刘伯刍，工部侍郎归登，右补阙萧俛等，同就礼泉佛寺，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简最檀其理。”这两则中国方面的史料，记载了元和六年由宪宗帝下诏翻译佛经之事，并涉及到了部分参与译经的人名，遗憾的是，都末列举灵大师的名字。能够证实灵仙大师参与此次译经事业的唯一文献，是于1913年在江州石山寺发现的史料，现列举如下：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第一奥书》(石山寺藏写本)元和五年七月三日内出梵夹其月二十七日奉诏于长安礼泉寺至六年三月八日翻译进上
罽宾国三藏赐紫沙门 般若 宣梵文
礼泉寺日本国沙门
灵仙 笔受并译语
经行寺沙门
令谟 润文
礼泉寺沙门
少諲 回文
济法寺沙门
藏英
润文
福寿寺沙门
恒济
回文
惣持寺沙门
大辨
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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