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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传统观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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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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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要求的应予废弃。孔子面临的任务是重构礼仪传统，为已经濒临瓦解的古代礼仪注入新的活力，以之作为社会认同和重组社会的基础。众所周知，孔子不仅仅只强调礼的作用，更强调礼乐应建立在仁德的基础上，以仁统礼是孔子重构礼仪传统的根本原则。如三年之丧的传统，孔子并未武断地认为它不可更改，而是强调三年之丧的心理基础，认为它是以父子之爱为根据的，如果你将三年之丧改为期年而觉得心安，你就可以行期年之丧。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它表明孔子并非一味地要保守传统，而他的弟子们对待传统礼乐的态度也表明孔子并未要求他的弟子们盲目地持守传统礼仪，持守某一传统或相反，须看各人内心是否认同。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礼仪的实行并非呆板的千篇一律的，内心的真诚是礼仪行为的本质所在，外部的行为要受内心的仁德的调节，仅仅坚守外部仪式是没有意义的。
通观《论语》，重组社会的任务必须通过传统礼仪才能实现，但传统的礼仪是经过孔子重组改造过的礼仪，传统也是经过改造的传统，目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传统的名义实现社会认同和社会重组。“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这是孔予明确宣宣称自己不是要简单地恢复周代礼乐。
在现代性的神话破灭之后审视孔子对待传统的策略，我们重新发现了孔子思想的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传统就是社会认同的基础，无论是以真理或以权威等别的什么名义建立的传统终归只是传统，即只是一种社会认同，真理也不过是多种形式的传统之一种而已。新实用主义者罗蒂说“前实用主义传统认为人类正在越来越接近真理，接近一个对物理和道德实在的正确表象，我们实用主义者则认为，人类(或至少是进入了欧洲启蒙运动的疆界并发展了一部分思想和政治自由的那部分人类)只是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因而是越来越多的幸福”。罗蒂与所有后现代主义哲学一样否定总体性的绝对真理和道德实在，人的行为的合理性只有程度的不同，只是较好与较不好之间的差别。孔子重建传统礼仪的努力正是奠基于天下人都安居乐业的仁的理想之上，就孔子个人而言即是“老者安之，壮者信之，少者怀之”的和谐共处的理想，这个理想是让所有的人都能生活得更好。
孔子对传统的重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哲人的睿智，以传统的名义重构社会秩序的确较易于为人所接受，但毕竟缺少了对传统的批判性理解，虽然孔子本人对传统有批判性的取舍，却没有在成为一种主导因素甚至不是一个明显的因素。对传统礼仪的继承占有主导地位，传统的封建等级体系被简单地代之以德性的等级体系，传统礼仪的等级区别被保留下来，人与人的伦理差别使普世性的伦理成为不可能，在社会等级体系中人们不同的责任和义务被固定下来成为儒学伦理观的一个重大特征。礼仪的实践对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要求，行为是否合乎礼仪要根据各人所处地位决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关系中的每一级都各有其合乎礼仪的行为，他们的伦理责任是不同的，因而任何一种合乎礼仪的行为都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孔子的传统观已经开启了权威主义传统观的可能性。
二、大一统的需要对权威意识形成的意义
无庸讳言，儒学从孔子开始即有某种程度的权威意识，在其心中他所维护的周代礼乐有相当程度的神圣性，但他显然没有盲目地接受和信奉传统礼乐文化。事实上春秋战国是一个逐步从周代宗法制社会解放出来的过程，儒学的发展也恰可以看作一个越来越开放的过程。由孔子到孟子，这种趋势表现的非常明显。孔子还对礼坏乐崩的现实痛心疾首，对诸侯的僭越忍无可忍，而孟子却没有对贵族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尊重，相反，孟子完全站在平民的立场上通过尊道重德而企求与贵族集团分庭抗礼，寻求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当国君要召见他时他可以托辞不见而且还不加掩饰，在国君要他上朝时却到东郭氏家去吊丧，国君派人在路上要截他去上朝，而他竟躲入景丑氏家。(见《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孟子坚持有德者为尊，所以平民并不比国君卑贱，无须无条件服从国君，尊卑贵贱是相对的。
孟子所讲的礼尤其独特，它不再是维系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工具，而成为平民知识分子寻求自尊的手段，因而孟子的礼重在士礼，是平民在与贵族统治者打交道时获得自尊自信的方式，如在对待统治者的馈赠时就体现得很明显。孟子是平民意识真正觉醒的标志和典型。尽管如此，孟子的思想仍然埋下了权威意识的种子，其最重大的体现是他极力宣扬的王道观。
也许孟子是已留存下来强调王霸之别的最早的资源，更重要的是他以仁政为基础的王道观对其理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王道观是中国大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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