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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传统观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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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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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产生了一个重大后果，人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明礼，礼义是圣人积伪而成，故是圣人遗留下来的传统。其重要性在于，若非圣人，则必须学习圣人之传统才可明礼义，礼义传统被赋予了极端的重要性，实际上被赋予了权威。故我们可以说，荀子的礼义必诉之于传统的权威，不仅如此，还必须诉之于圣王的权威：“故为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法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而所谓善，乃是“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由此，权力的强制性又悄悄地潜进了礼义的传统中，圣人也就不仅是礼义的创造者，而且成了礼义的强制执行者。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荀子理论的结果是诉诸传统的权威性，将圣人的礼义传统看作天下统一的基本根据。至于其中明显的矛盾，如实现天下人的思想统一而非以武力取天下同诉诸权威是否一贯，兹不具论。
三、董仲舒的权威主义传统观
董仲舒所处的时代已是大一统已确立的时代，故他有意识地为大一统作论证，其公羊春秋学首重大一统，而其对传统也表现出了比荀子更加明显而强烈的尊重，其权威意识与荀子相比已大大增强，而他对礼义的看法已完全倒向权威主义的传统观。
董仲舒对待传统的态度可能与荀子有关联，但对传统权威的尊重已出乎荀子的想象。他也讲人性之善恶，大概是为了弥缝荀子人性恶的困难，因而发明了性三品之说，认为圣人之性有善无恶，不可以谓性，斗筲之性有恶无善，亦不可以谓性，惟中人之性可以谓性。以为“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他也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其论中人之性实全同于荀子。
必然地，董氏亦将礼义归之于圣人的传统，而他对圣人传统的尊崇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圣人之道是不可改易的，“故王者有致治之名，无易道之实”。其春秋学的基本取向即是以圣人孔子所作《春秋》阐发圣人治国之道。他说：
“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为此也”。
《春秋》乃圣人所作，其所阐发之道即是圣人之道，是不可改易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今所谓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一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嘲。
董氏宣称要以古为法，以圣人为法，传统的权威被明确地树立起来。董氏之所以赋予圣人传统以权威性，这与其所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其时天下已经统一，专制制度正处于确立的过程中。这个社会亟需权威，而董氏的春秋学恰恰起到了树立权威的作用，其春秋学首重大一统，正透露了其中的玄机。它顺应了汉朝统治者建立权威的要求，五经之成为经典，正是源于这种要求。董氏的春秋学只是其显例而已。
董氏以为春秋经是孔子亲自编定的，是圣人以素王行天子之政，是对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诸侯之政行诛赏予夺之圣法。“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他赋予了《春秋》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为它不仅是治国之大法，而且是刑事审判的根据，而其春秋学首重大一统，正体现了统治者建立权威的诉求。
春秋有春王正月之辞，它是春秋崇尚王道的基本根据。“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谓一元者。大始也”。“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一、元、始、本、原，既代表天地的本原，王则代表人之本原，其逻辑关系此处不宜深究，其意指则极为明显，它把王的地位与天的地位相提并论，无非是抬高王作为一统天下之主的地位，并认为王乃是人与天地的中介，是万民生生之本。王是所谓天子。孔子周游列国所为何事?无非希望有某一诸侯能欣赏其才能而用之，可他却从未试图说服周天子，也不曾见其将希望寄托在周天子身上。孔子经常抨击诸侯僭越，董氏之意与此似同而实异，为什么呢?因为孔子没有表现出对权威的特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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