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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史学思想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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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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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其代表著作《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论述了这一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无产阶级承担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逻辑性；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性。
针对这种“逻辑性”，顾准从其理论的方法论人手展开潜心研究。顾准阅读了早期马克思的忠实信徒狄慈根的《辩证法的逻辑》一文，在诸如“形而上的逻辑的目的是把它的领域扩大到永生之界，连天上的逻辑程序都要寻求，连一切知识的最后的问题它都谋求解决”、“它使人民有逻辑上的根据，好去否定一切教士主义和神秘主义，并在这神圣的真理所居的那个世界中。谋求他们的解放。”等处，他敏锐地捕捉到：一旦形而上学化，辩证法就成了逻辑泛神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曾严厉指责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也一再坚持“在辩证法哲学看来，并没有什么永久确定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之类的“反神学”的立场。顾准警觉到辩证法若被先验地赋予“真理不可分主义”和“一元主义”的属性，也就具有了绝对真理的性质。理性和神性逻辑上的跨越将使辩证法绝对化本身成为哲学造神运动。必然性的逻辑支持，即绝对真理的支持，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确实也曾凝聚了革命队伍，坚定了革命信念，成为革命的理想主义旗帜。作为革命和建设的“庐山中人”，顾准对此体味尤为深刻，“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不能不是唯理主义者”。
在此基础上，顾准进一步指出，“Marx对Hegel加上极重要的培根主义的改造”；辩证法也就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亦即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顾准认为，若将其解释为“历史发展，合乎我的理论；我的理论，说清楚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这种史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就陷入一元论和线性思维。诚然，这样的方法论“赋予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以神圣性——宗教的神圣性”，在革命时所谓“破”的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为革命阵营所鼓舞；但若一味地持之以恒，其严重的异化效应也不容回避；一旦作为绝对真理受到独尊，共性极有可能会淹没个性，原本丰富多彩的世界恐怕只会剩下类的存在。顾准对此痛心疾首：“你能承认今天‘社会化了的中国人’是中国人整体的无条件的共性?你还是认为这实质上是恐怖主义手段所强加于中国人整体的虚伪的共性?”所以顾准坚持认为：“唯有多元主义而不是一元主义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若从这种想象力(“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也就是“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为了便于彻底地论证这一问题，顾准又将研究工作引入历史发展规律的范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提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那么历史是否能验证这样一致的演进呢?顾准在实证对比中发现东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例如东方大陆农业领土帝国的威力所寄在于编户农民的贡赋和徭役、兵役，而西方海上商业城邦威力所寄则是海上贸易和海军。再如奴隶制，希腊罗马文明程度较高的工商业城邦盛行奴隶制；而古代中国虽然存在奴隶(并非商品货币关系发达基础上产生的)，但不存在奴隶制度。这些都证实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变迁的多元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应该是一种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在指导现实工作中不宜将其教条化。
二、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有感于中国的长期停滞不前，顾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东西对比中，他冷静地认识到：“中国的思想是贫乏的”，产生不了科学和民主。西方文化是滥觞于古希腊的民主文化，铸就民主文化的精髓是希腊思想。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而不是王家思想。开放的思维空间允许人们自由探索宇宙的奥秘。于是在这片容许张扬公民个性的沃土上，产生了逻辑学、几何学、文法学，并萌芽了多元论的实用主义。而中国文化却是依附于政治权威的史官文化，宣扬的正是王家思想。专制权力之下，“君命无所逃于天地间”。在这种封闭、内敛的体系下，科学被窒息，留下的仅是不成系统的技术和异军突起的帝王将相之学。因此顾准深切地感受到：要确立“民主和科学”，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顾准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砥定的先秦时期，矛头直接对准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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