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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史学思想述评

时间:2009-7-24 13:43:57  来源:不详
,子邦与母邦地位是平等的,竞争的;“‘分裂繁殖’式的扩张的重大后果之一,是无法在为数日趋众多的殖民城邦中形成一支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国家”,所以顾准说“希腊从头到尾都是多中心”。这就使古希腊失去了形成统一的领土国家的历史机会。跨海迁移本身又是一个成员重组的过程,血族认同在淡化中较早地被抛弃;而“冒险者们”在海洋上“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上岸后建设家园中会被自然地保留下来。新的政治体制自然也就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尽管殖民城邦初期可能还要走过一段王政形式的贵族“权门政治”,但民主政治将是不可逆的下一站。
  满天繁星的城邦是一个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其面积较大如雅典,也不过相当中国一个百里的县,其人口最多时也没超过四十万。正是这种“小国寡民”的特点使城邦“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直接民主制有了现实基础。“在这些国家中,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相反,“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则先天地缺乏这种特殊的人文环境,顺其自然地滑人“天子抚万民”的专制主义轨道。
  海上移民也带来的工商业发展。多元文化的频繁交流促进城邦手工业的发展;分裂繁殖后星罗棋布的海滨殖民城邦构成希腊人海上商业网;欠发达的周边地区提供了广阔的手工业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达,使财富有无限积累的可能,使自由民有把财富投资于奴隶这种‘生产性固定资本’上的要求”。于是奴隶制在希腊史上应运而出,成为海上文明的又一特色。中国大陆农业社会则没能产生发达的商品经济。“工商食官”具有严重的政治依附性;“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的社会观念视“工商”为“末业”;专制统治者为保障社会稳定(包括稳定的兵源和赋役承担者)往往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普遍劳动者是广大赋役农民,中国历史也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奴隶社会。奴隶制本身也只能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特例一城邦希腊中的特例(仅限于几个大的工商城邦)而出现。因此不具有普遍意义。
  从以上海上文明的几个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手工业产生科学)传统是在海上文明的城邦希腊时期奠定的。那么,这种传统又是如何走过中世纪的呢?
  欧洲中世纪文化是渊源于日耳曼人的骑士文明。作为部族状态的蛮族,日耳曼人不可能提供较高质态的文化。因此入主欧洲后,只好采取政权的分散化。于是以骑士为基础的封建割据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中世纪欧洲的特点。骑士与上级封君间是“授土”“效忠”的契约关系。若王侯超额需索,骑士有反抗的权力(如英国大宪章就有这样的规定)。骑士精神中的忠诚、荣誉感、守约、一夫一妻制等要素是西方传统中的个人主义等渊源。欧洲封建王国的统治权力是一种相对权力,与东方的专制权力相去甚远。在中世纪与骑士文明并存的还有教士文明,两者互相制衡,谁都无法成为社会的绝对权威。从而为人的思维留下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有益于科学的发展。而中国的皇权则高于信仰,中国人没有宗教情结,除货予帝王家的求禄外再没什么令之折腰的东西了。
  不仅封建割据历来被专制权力严禁,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在中国产生。顾准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其产生在欧洲(以英国为代表)而不是专制主义的东方,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的独特产物,只能产生于商本位的城市中。“城邦国家,商业城邦,这都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其渊源远远超过中世纪”,中世纪只不过中这种传统的复兴而已。“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对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其城市自治权主要是通过赎买获得的。这就与罗马传统的法权观念有关。中国历史上也有法,但中国的法是和刑联在一起,是专制统治的惩罚工具,带给臣民的是恐惧。而西方的法是和权联在一起的,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工具,因此带给公民的是亲切。农本位的中国也较早产生了城市,而且其规模之大足以让同时期的西方感到自愧不如。但其性质不外乎政治中心、军事中心,重本抑未的国策也不会给城市的商本位留下发展空间。“朕即国家”的皇权观念更是视天下为“一人之产业”,岂能容得城市自治分得一杯羹。
  地理因素和人文精神使英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祥地。作为北大西洋沿岸的岛国,英国承受了16世纪航海商业殖民的全部有利后果,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保护它的商业利益,开拓了“日不落”的海外市场。“英国承受了古代并通过文艺复兴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科学技术、合理经营知识”,走上政府不加干预的自由经济发展道路。清教徒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不仅是“忍耐”“节约”精神,还应包括冒险精神、创业精神和以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那种宗教精神,总之是“崇尚个人材能,力主个人权利神圣的‘极端个人主义’”。正是这种精神“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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