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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０年代启新公司水泥资本南扩原因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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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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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东北并未成为启新公司继上海之后的重要销售市场。所以，单纯地从销售的角度来看，东北市场的得失对启新资本南扩与否没有太大的关联。
九一八事变使得本身在东北就没有多大销售量的启新公司的销售“一落千丈”。但通过以下数据的比较会发现，1930年代前期启新公司的水泥销量、盈利额，较之1920年代末有着较大幅度的上涨（参见表2②）。（注：②销量根据《第二十届股东会议函件》，启新公司747号；盈利来源于《启新公司史料》中第270页；每桶170千克，每6桶合1吨。）这主要因为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上海又发动一•二八事变，日本对华实施一连串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也激发起人民高昂的爱国热情，各地纷纷开展抵制日货、提倡使用国货运动，国内各水泥厂家都是这次运动的得益者。启新公司的马灰销量一路攀升，尤其在上海市场，一度出现“我灰销路更旺，供不应求”的景象。此时，启新公司的马灰并没有撤出东北市场，但是由于日本对输往关外的商品采取较为苛刻的税收政策，“我灰出厂既须完纳统税，一到关外，又须另纳统税。一货两税，负担奇重。沿途更有种种留难所费，不资以与免税之外货相竞争……两年来种种设法讫无效果”③。（注：③启新公司的《第二十二届股东常会》，董字第262号卷，民国廿三年一月。）在这种情况下，启新公司于1933年冬派员去关外，与日商开平洋行接洽分销水泥事（该行代理开滦煤及耀华玻璃，信用昭著）④。（注：④启新公司的《董监会议》，董字第265号卷，民国廿三年一月。）
1934年4月，总事务所致董事部的呈文中指出，结束东店的一切事宜，签订由开平洋行试办内外分销的合同。
令启新深感焦虑的是，1933年5月日本迫使南京政府签订的《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离冀东地区，日本可以在该地自由行动，即所谓的“非武装区”。这一协定把启新公司的唐山工厂置于一特别区域内，冀东伪组织成立后，规定“（水泥）每桶要征收两角费用，总许你运出它的范围”⑤。（注：⑤启新公司的《我国水泥业概况》（《大公报》），1097号卷，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廿八日。）北方时局不靖，江浙竞争风波未平，如何保证在新一轮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一月的董监会议作出决议，于南方觅地，另设新厂，以便作有备无患的打算，启新资本开始了向南方的扩张。
所以，笔者认为，有些学者认为启新资本南扩是建立在“摒弃原厂扩建的计划”的基础上，这种说法有待商榷。第一，启新公司资本在向南方投资过程中，主要是将1934年、1935年应分的股息、红利以及酬劳等剩余价值直接转变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并没有动用公司的公积金、偿还公司债准备金以及扩充机器厂房准备金等款项。第二，启新公司决策向南方投资办厂前后，一直没有停止对老厂设备更新的资金投入，表3①（注：①启新水泥厂办公室编的《启新水泥史》（内部资料）。）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
三、结语
启新资本的南扩是国内民族资本在自由竞争时代的必然结果。启新斥巨资创建江南水泥厂，试图通过粗放式的经营来进一步走进江浙销售市场，以便更多地占领市场的销售份额，并企图用重拳出击华商公司和中国水泥厂，结束水泥业界多年纷争局面；而且主观上也有出于回避日本及地方伪政权，希望得到中央政府保护的策略考虑。选址首都江防要区办水泥工厂便是在这多重因素之下的结果。笔者认为这一举措是民族资本家睿智选择的结果，但它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资本家在这一不健康竞争环境中不健全心态的自然表露，设厂于斯，无非是希望这个孱弱的政府在外敌当前能够为他们提供一定的保护。有道是：无以自救，何以救人？这是江南厂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民族工业的悲哀！
参考文献：
［1］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系.启新洋灰公司史料［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62.上一页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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