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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与中国原创文化的人文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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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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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神的关系混乱，则社会秩序也会混乱。“绝地天通”影响深远，自此以后，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便不是事功鬼神(远)，而是注重人事(近)，圣王则成为民众的统治者和教育者，并专注治民、教民的人道事务(民事)，并与远古以来的神性的社会、秩序、法则分道而行了。台湾学人林安梧先生认为，中西宗教观念的分野，正存在于不同方式的“绝地天通”之中。中国虽区分“天人之际”却并不绝对隔绝之，它以道德实践为首出，认为道德实践是通天彻地的，能缝合天人之间的疏离，所以中国走的是“连续的路”、“天人合一之路”，是“因道以立教”。反之，西方是以断裂的方式实现“绝地天通”，于是乎它必须通过一种“道成肉身”的中介连通天人，所以是“立教以宣道”。[7]
关于三代的文化，笔者持三代文化一体的观点，强调礼乐文明是三代共同的主流文化。(注：参见韩星《先秦儒法源流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5页。)夏代比起以前表现了更多的文明成分，宗教的地位在明显下降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变化。《礼记·表记》说：“夏道遵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什么是“忠”?今天我们可以从鲧、禹治水的故事中加以推测。传说鲧因治水不当被治罪，而禹仍然恪尽职守，劳形天下，这就是忠。因此，柳诒徵说：“夏时所尚之忠……谓居职任事者，当竭心尽力求利于人而已。”[8]
在殷代，文化更演变为以宗教为主的特色，宗教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在殷商人眼里，几乎每一种与人关系密切的自然物、自然现象都有它们的神灵。这与考古所呈现的商代文化的总貌也相符。从出土的甲骨卜辞来看，殷人几乎所有的事务，比如年成的丰歉，战争的胜败，城邑的兴建，官吏的任免，刑罚的施用，法律的制定，以及奴隶是否逃亡等等，都是通过占卜向祖先神和“上帝”祈祷和请示的。甚至发展到无日不占、无事不卜的程度。为此，商代还有一批专门从事决断吉凶的人才，这就是巫、卜、史、祝。这些人是专业祭祀阶层，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天文、历史等知识，能够预测吉凶、祈祷神灵，沟通天地人。
《礼记·表记》还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殷周之际，神的淡化和人的凸现是文化发展的突出表现。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其变革的中心在周之有德，“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9]殷商的灭亡使周的统治者意识到“敬德保民”的重要性，因此，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按照西方现代哲学家卡西尔的说法：
伦理的意义取代和接替了巫术的意义。人的全部生活成了为正义而进行的不间断的斗争。……从现在起，人的日常实践生活中没有一个个别步骤在宗教和道德的意义上被看成是无关紧要或中立的。[10]
周人继承商人崇拜祖先的观念，认为祭奉祖先是子孙的神圣义务。但周人更倾向于称至上神为“天”。周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上帝的儿子，被派到下界来做最高统治者，死后灵魂回到天上去，仍然是天的下属。周人把“天命”思想从殷人单纯的宗教迷信中突出出来，增加了其政治道德色彩。周室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灵活运用其天命思想，采取了双重标准论：面对殷商遗民，周室一再宣称政权的取得是上天的意志，肯定天命的不可动摇性和神圣性；但在周室内部则一再强调殷鉴不远，政权获取之不易，因而不断告诫天命实不可信，表示对天命的怀疑和警戒，这在统治集团中间埋下了理性意识的种子，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直接开启了后来儒家民本主义、人文主义和德治主义思想的先河。
三、春秋战国百家言黄帝与
秦汉儒家的黄帝观先秦诸子对黄帝都非常推崇，“世之所高，莫若黄帝”。[11]《盗跖》由于学术渊源和视角的不同，诸子对黄帝的认识不尽相同，既有人格化的描写，也有理想化的渲染，也出现了神化黄帝的倾向。一般而言，道家、法家、纵横家、兵家和杂家等将黄帝视为上古帝王之一。《庄子·月去箧》中说：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庄子认为，在尧舜禹以前就有12个上古帝王治下的“至德之世”，其中“轩辕氏”是指黄帝。《列子·黄帝篇》说黄帝“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之人“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好，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所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所利害”，表明是母系氏族原始共产社会的一种社会形态，即部落成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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