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西周都城体系的演变与岐周的圣都地位 |
 |
时间：2009-7-24 13:44:28 来源：不详
|
|
|
为周族圣都的政治地位。在西周初期甚至到中期，岐周是“宗庙、辟雍，为周人精神上和宗教上的中心”［5］90，是周人的发迹之地，又是西周时期的主要祭祀场所和政治活动中心。简言之，岐周是周人的圣都。相对而言，宗周和成周是西周的俗都。到西周中晚期，随着西周政治中心的逐渐东移，岐周的圣都地位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岐周是陪都。由于周王长居宗周处理政务，宗周具有行政上的主要权力，是主要都城。另外，虽然岐周居住有众多贵族，但在宗法制度盛行的西周时期，异姓贵族的地位远不如姬姓贵族，尤其是居住在岐周的异姓贵族大部分是殷人，所以与宗周相比，岐周实际的政治地位要低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岐周是陪都，而宗周是主都。
周的都城体系和圣都制度对后世政权的都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圣都作为发迹之地和宗教圣地，往往成为政权所依赖的根据地，而俗都则成为政权向外扩张的军事中心和行政中心。后世许多政权都把发迹之地和宗教圣地建为圣都，而将行政中心和军事中心建为俗都，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都城体系。如春秋时期晋国的都城体系中曲沃与绛就是圣都与俗都的关系。曲沃武公及其先祖以曲沃为根据地经过三代67年的艰苦经营，终于列为晋侯，因此，曲沃是曲沃武公及以后晋君的发迹之地，也是晋君的宗庙所在，晋献公时就因为这个原因派太子申生驻守“下都”曲沃，甚至大部分晋君即位时都要到曲沃告祭武宫（如晋文公［19］339、晋成公［19］541等）、薨后葬于曲沃（文献上明确记载的有曲沃武公 《左传》、《史记》等文献均记载曲沃有武宫，是武公之庙，这是晋国重要的祭祀之地。、晋文公［19］403等）。而绛则成为晋国的行政中心。曲沃和绛两个都城一圣一俗，终于成就了春秋时期晋国的霸业。战国后期的秦国也采取圣都制度，圣都雍城是秦政权始终依赖的后方根据地；俗都咸阳是一座有效控制全国并能够迅速向外扩张的前线都城［20］。
可以说，圣都与俗都完全符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要求，圣都的主要功能是宗教祭祀之“祀”，俗都的主要功能是军国大事之“戎”，圣都与俗都的有效配合，便于对内统治以及向外扩张。另外，圣都和俗都组成的都城体系能够使一个政权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其中，圣都作为一个政权的旧都和根据地，可以支持前线都城全力外向，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局面。
［ 参 考 文 献 ］
［1］ 董作宾．卜辞中的亳与商［M］∥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2册：先秦史研究论集（下）．台北：大陆杂志社，1967：28．
［2］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10．
［3］ 王社教．论历史乡村地理研究［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5（4）：71-78．
［4］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Ｍ］．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121．
［5］ 许倬云．西周史［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6］ 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Ｍ］．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27．
［7］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Ｍ］．北京：中华书局，1986：133．
［8］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Ｊ］．文物，1979（10）：27-34．
［9］ 傅熹年．陕西凤雏建筑基址初探［Ｊ］．文物，1981（1）：65-74．［10］ 杨鸿勋．西周岐邑建筑遗存的初步考察［Ｊ］．文物，1981（3）：23-33．
［11］ 丁乙．周原的建筑群遗存和铜器窖藏［Ｊ］．考古，1984（4）：51-56．
［12］ 王恩田．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有关问题［Ｊ］．文物，1981（1）：75-78．
［13］ 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Ｊ］．文物，1979（10）：44-50．
［14］ 张光直．宗教祭祀与王权［Ｊ］．华夏考古，1996（3）：103-108．
［15］ 许正文．中国历代政区划分与管理沿革［Ｍ］．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9．
［16］ 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1982．
［17］ 黄盛璋．驹父盖铭文研究［Ｊ］．考古与文物，1983（4）：52-55．
［18］ 杨宽．西周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847-848．
［19］ 春秋左传集解［Ｍ］．上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