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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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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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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杨街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目的。由于受左倾思想的限制，此时期对《伽蓝记》的评价不高，如社科院编文学史认为“书中也常常表现出杨街之的一些落后思想”，“写佛像流泪等迷信故事也很多”。
“新时期”以来的20多年里，《伽蓝记》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各种专题论文纷纷涌现，研究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研究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在这些论文中，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1)《伽蓝记》的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问题；(2)杨街之的思想与《伽蓝记》的创作主旨；(3)《伽蓝记》版本、笺注及文体问题；(4)《伽蓝记》的史学和文化史价值；(5)《伽蓝记》的建筑和园林艺术研究；(6)《伽蓝记》的文学成就；(7)《伽蓝记》的中古语言学价值。在这些众多的论文中，罗晃潮《<洛阳伽蓝记>版本考述》(《文献》1986年第1辑)对《伽蓝记》流传的不同版本系统作了清晰的梳理；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从史学的角度探讨了《伽蓝记》的特点和价值；曹虹《<洛阳伽蓝记>新探》(《文学遗产》1995年4期)，从新的视角作了探索，指出：“作者面对的这一片佛教建筑，既是一种宗教景观；又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人文景观。”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文化渊源进行了深入研究；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2001年3期)对《伽蓝记》及其作者生平思想等六个问题作了精审考证和论述；等等。这些论文均能自出机杼，别立新意，把《伽蓝记》研究引向深入。
台港地区及国外日本、欧美等国家的《伽蓝记》研究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在港台地区，有几种《伽蓝记》整理版本很值得注意，如徐高阮精校的《重刊洛阳伽蓝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二，1960)，田素兰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1972)，香港中文大学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台北：正文书局，1982)。此外，徐高阮的《<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史语所集刊22本，1950)、王伊同的《诠释(洛阳伽蓝记)志余》(《清华学报》1983年12月第15卷)、詹秀惠的《<洛阳伽蓝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刊》第1期，1983年6月)、林文月的《(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台大中文学报》第l期，1985年11月)等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与祖国大陆的成果相映成辉，构成20世纪《伽蓝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伽蓝记》至少有三种版本：日本学者入矢义高译注的《洛阳伽蓝记》(平凡社，1974)，英国W．J．F．Jenner译注的Memories 0f Loyang：Yang Hsii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493—534)(Oxford：ClarendonPress，1981)、美国华裔学者王伊同的译本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显示出国际汉学界对此书亦颇为重视。
二、《伽蓝记》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伽蓝记》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的研究
杨街之虽因著《伽蓝记》而名传后世，但正史中无传，人们只能靠历代书目著录和《广弘明集》中极简略的小传等零散的记载来研究其姓氏、籍贯和生平等问题。从隋唐以来的各种著作所记看，街之的姓有“杨”、“阳”、“羊”三种写法。究竟衙之为何姓?历来就有争论。但争论者一般弃置“羊”姓不论，多主“杨”姓或“阳”姓。主“杨”姓一派者自《四库提要》始，认为：“刘知几《史通》作羊街之，晁公武《读书志》亦同，然《隋志》亦作杨，与今本合，疑《史通》误也。”其后清人李文田、今人余嘉锡、范祥雍、刘跃进、詹秀惠等倾向“杨”姓说。主“阳”姓一派者最早出自周延年《杨街之事实考》：“详考《北史》及《魏书》杨氏达者无北平籍，……则北平之阳氏以文章传家，已可概见。街之若果为阳姓，其为休之之弟及族昆弟，必无疑矣。”郑骞、黄公渚、周祖谟、王仲辇、范子烨等力主“阳”姓。街之的籍贯，据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辨惑篇》说是“北平人”。但《魏书·地形志》载，北魏时有两个“北平郡”：一属平州，一属定州。主“杨”姓说者，大多认为街之属定州之北平；主“阳”姓说者，则多认为应属于平州之北平。街之的生平，周祖谟《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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