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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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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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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衙之事实考》和范祥雍《杨街之传略》记述最为翔实，一般认为，衙之曾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而曹道衡据北魏史实考证，街之任秘书监一职很不可信。
(二)《伽蓝记》创作主旨与文体的讨论
《伽蓝记》的创作主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寄托怀念故国的情思，二是街之对待佛教的态度。第一个主旨从《伽蓝记》序中可以明显看出，毫无疑义。而人们对《伽蓝记》的佛教态度，则争议颇大。一种意见认为街之著《伽蓝记》的宗旨是为了排佛。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认为：“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为公认的反佛的激烈文献。”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均赞同侯说。当代学者范子烨则提出街之当为天师教道徒，他撰写《伽蓝记》“同时为了给自己尊奉的道教鸣不平”。另一种意见认为《伽蓝记》并没有反佛的宗旨。如罗根泽《<洛阳伽蓝记>试论》认为“忠于拓拔王朝和对佛教的尊信”是《伽蓝记》的一个重要内容。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持相似观点，认为《伽蓝记》“并不反佛，而是反对王公贵族的奢靡”。
《伽蓝记》的文体是20世纪以来《伽蓝记》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唐代刘知几《史通·补注篇》称此书的文体是“定彼榛梏，列为子注”，即杨街之著书时曾自为子注。大概到了宋朝，正文与子注混在一起，不复分别。四库馆臣不察，竞称“不知何时佚脱”。清代校勘学家顾广圻《洛阳伽蓝记跋》指出：“此书原用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此后许多学者致力于恢复《伽蓝记》原貌的工作。如吴若准《集证》，划分段落，区分正文与子注。然所定正文太简，注文过繁，恐距杨书原貌甚远。后唐晏作《钩沉》，在吴氏的基础上重新把正文与子注作了划分。吴氏《集证》本、唐晏《钩沉》本之后，周祖谟《校释》本、徐高阮《重刊》本，均致力于阐明杨书体例，再次详分子注，以期能尽量再现原书面目。杨勇《校笺》本综括前贤，后出转精，确定六条划分原则，正文子注区分更加科学合理。但也有学者主张在未找到更古的《伽蓝记》本子时不宜强行分别，如张宗祥《合校》书后跋纵论《伽蓝记》正文与子注不易区分的理由，其说颇允。范祥雍《校注》信从张说，不作正文子注的区分。关于《伽蓝记》文体的渊源，陈寅恪先生在《支愍度学说考》和《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二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发覆，认为此种新文体源于六朝时期的“合本子注”体佛学著作；同时，它也是当时学林流行的“合本子注”体著作的具体表现。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和《(洛阳伽蓝记>的文体特征与中古佛学》(《文学遗产》1998年6期)，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其文化渊源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三)《伽蓝记》史学价值的探讨
20世纪以来史学界对《伽蓝记》的史学价值作了较多的讨论。首先，在史学理论方面，台湾学者何寄澎《试论杨街之的历史精神》(《思与言》，1983年3月第20卷第6期)提出杨氏是在一份浓厚历史感的驱策下创作《伽蓝记》的，其撰作的真正目的乃是要传述一段“信史”。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伽蓝记》有以下几方面的史学特点和价值：(1)因地叙事，以地系史；(2)采取多样形式，寓褒贬于叙事之中；(3)广泛的史料来源和多方参证、勇于存疑的治史态度相结合；(4)丰硕的历史文学成就。王美秀《从质疑历史到争夺诠释权——以(洛阳伽蓝记)的历史论述为例》(《台大中文学报》，2002年11月第18期)，指出杨街之身处中国民族激烈冲突的时代，在北魏长期汉化之后又遭遇所谓鲜卑化的文化逆流，其牵动的文化认同问题势难规避，此书显露的历史特质与此深有渊源。其次，《伽蓝记》在佛教史研究领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潘桂明《<洛阳伽蓝记>与北朝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史论文选集》，《中原文物》特刊，1985年)根据《伽蓝记》记载的有关佛教事迹，为我们勾画了佛教在北魏洛阳繁盛的图景。卢宁《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的中原法化》(《法音》1998年12期)从《伽蓝记》保存的有关建筑园林、教法流播、民俗风情等大量宝贵资料分析，认为北魏统治者推行的汉化与佛教法化对中原地区产生过巨大影响。再次，人们对《伽蓝记》所反映的北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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