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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史的对立与交融

时间:2009-7-24 13:44:44  来源:不详
同普氏相比较,司马迁是在强调自己并非是在创作,而是时时刻刻复原历史的真实特色,将文与史最终统一于历史进程之中。当然,这种追求历史真实性最突出地表现在,他是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以探求整个天人、古今变化的内在真谛,“成一家之言”,并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史记》后,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趋向是史传结合,文史统一。《文心雕龙》高度评价司马迁文史结合的写作方法,认为其文学性并未破坏其历史性,其仍然可以与被刘知几誉为“述者之冠冕”[20]的《左传》并驾齐驱,或者说,远远地超过了《左传》:“观乎《左传》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21]。如汪荣祖先生所言:“史传合一,既为定体,吾华史学传统,遂以人为中心矣”。[14]78清人赵翼也指出:司马迁“发凡起例,创为一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3]3。现在的问题是:将司马迁的这一文与史的观念置于西方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其结果如何呢?
对于西方来说,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史关系问题在史学和传记史学中就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呈现出两难的状况。其一,在历史研究中以探求历史事件的原因为旨归。这一思潮以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为其代表,修昔底德在历史研究中旨在“辩别事实和原因,并在原因中去辩别原因与诱因”[8]152,而波里比阿则去“辩别开端、原因、与诱因”[8]152。“修昔底德轻蔑地提到那些以在演说比赛中得奖为目的而写出的历史,轻蔑地提到那些为取悦于凡夫俗子而沉湎于寓言的历史。波里比阿也痛斥这么一些人,他们力图突出动人的详情细节,描写乱发蓬松和泪流满面的妇女以及骇人听闻的场面,好像他们在写悲剧。”[8]147其二,突出历史的道德教化功能。在古希腊和罗马,历史叙述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优美的修辞和描述生动的道德训诫。比塔西陀声称,他的研究主要是搜集那些善恶昭彰的历史事实,“为了不使美德湮没无闻,而使后人对秽迹恶名有所畏惧。”[8]156普鲁塔克也是如此。伽达默尔指出:“像希罗多德甚至普鲁塔克这样一些人的历史著作能够很好地把人类历史起伏描述为大量的道德事例,而完全没有对他们自己当前的历史性以及人类此在的历史性进行反思。”[22]显然,两种观点尖锐对立,不过,在看到希腊、罗马两大史学流派的趋向具有矛盾对立性的同时,还要看文与史的统一乃是其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及其趋向的另一方面。正如汤普森所言,“如果相信修昔底德对于历史进行合理化处理就贬低了道德力量在历史中的重要性的话,那就离事实太远了”[18]43。这样看来,传记史学在罗马的出现和发达并非偶然,而是其实用主义历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不同的是,罗马的传记则同其史学发展趋向相一致、在史与传相统一的同时,则较中国而言,又更多地表现史传、文史的分离。因而自希腊、罗马始,西方传记走上史传分离、文史对立的发展道路,如汪荣祖先生所指出的西方“史传若即若离,和而不合,传可以辅史,而不必即史”。[14]79


  而到近代,西方的历史学家热衷于用自然科学的思想体系来改造历史学,历史学试图以自然科学自居,开始了实证主义史学为主要代表的时代,兰克的“历史自己会说话”的经典格言,割断了思想和情感在历史学中存在的合理性,如英国剑桥史家柏里的名言:“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其文史对立的观念也登峰造极。当然,截然对立的文史观念对于建立史学独立的学科体系有积极意义,但也出现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为作茧自缚和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有沦为自然科学的奴婢的倾向。因而在19世纪末,伴随着对实证主义史学的反思,西方现代史学应运而生。
  概而言之,从历史叙述来说,现代西方史学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即表现为将文史合一的长期努力。以沃尔什为代表的现代历史哲学理论认为,历史“它包括(1)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以及(2)我们现在用它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 。“靠了历史思维,我们就达到了第二种意义上的历史了”。[23]显然,“我们现在用它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这一历史的特点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它不能脱离文学和修辞的作用。章学诚早就指出,“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24]海德·怀特的《元史学》理论也表明,无论实证性的历史编纂还是叙事性的历史编纂,都离不开修辞性和文学性,都包含着想象性、虚构性的成分。可以说,没有修辞性和文学性,没有想象性、虚构性,就没有往昔的人物和事件,也就没有真正的历史学。而对于传记史学而言则尤为如此,如汪荣祖所说:“史迁增饰辞藻,亦欲显其人、申其人之精神耳,故虽似传奇之代作喉舌,非欲虚构故事,但求‘伟其事,详其迹’而不失其真也,班固删削,虽较翔实,而马传之奇遂失。”[14]80-81因而从19世纪末开始,文史合流成为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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