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史家张荫麟，笔名素痴，1905年11月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幼年家境颇殷，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1921年，年16，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求学八年，学业大进，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兴趣，尤深于史，才名震一时。

    1923年9月，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1，逐一进行批驳。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而给以揄扬，叹为天才，以为将来必有所成就。自此一举成名，所作益多，迄殇不懈。梁启超也成为他终身最为尊敬的前辈学人2。

    以才识为崇尚，虽深于考据，但瞧不起考据；以为考据虽为史学，却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史才成为他治史所悬最高鹄的。所作文章多发表于《大公报》、《学衡》、《燕京学报》、《清华学报》，文笔犀利流动，富于批判精神，内容涉及文、史、哲三界。

    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积极广泛地参加当时学术界的许多讨论。经他批评或表扬的著名学者有胡适、冯友兰、苏雪林、卫聚贤、朱希祖等。在批评文章中，以对顾颉刚“古史辨”派的批评最有名，影响最大。他运用欧洲史家色诺波(Ch.Seignobos)等人的历史认识理论，认为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是误用“默证”，即“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判断某时代无此观念”，指出：“默证”方法必须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能使用，因说：“吾侪不能因《诗》《书》《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用类推法，亦必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绝不可“从抽象名语推理”。但他并不笼统地反对疑古，并且说：“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3对此伶牙俐齿，“古史辨”派人物迄无系统回应。后人有论及此事者，至曰：“在不赞成疑古派之学者中较有名气、而又言之有物者如柳翼谋、胡堇人、刘炎黎、陆懋德、绍来、张荫麟诸氏，前三者之批评，着重于对古史上一些细节不同的解释，张荫麟与绍来则专在批评古史辨之史学方法上入手，陆懋德之批评则兼具方法和见解。此外，梁园东的文章也是专门批评其史学方法的。各批评史学方法文章以张荫麟发表为最早，所论也最为精到。他精确指出顾氏致误之因，半由于误用默证法，半由凿空附会。而此时他还只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绍来及梁园东的批评，有与张文吻合之处，但全都不如张的一针见血，可见他熟悉西方史学方法，故能从史学方法论方面指陈顾氏的错误。反观同时人的批评，益可见当时精通西方史学方法的极少。顾颉刚绝非如美人韩慕义所言学养极佳，其面对张氏之批评，终不能从方法论上予以反驳或辨白。当时所谓大师级学者，也无一能于方法论上与之讨论，实为一可异之事。”4张岱年先生则断之曰：张荫麟“论史学考证方法，提出'默证’的问题。……我认为这一论点具有极高的价值。三十年代，疑古之说风行一时，对于古史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往往陷于主观武断。”5

    参加学术讨论的同时，张荫麟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科技史上。他研究过张衡的科技成就、《九章》及两汉的数学、历史上的奇器与作者、宋代卢道隆吴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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