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功能的引入，不是对历史学的背叛。艺术只要“传神写心”就够了，而历史却必须在此之外再加上“传真写迹书事”的功能。从此意义上说，历史不但不像亚理士多德说的那样地位比艺术低，而且比艺术高明。它高于艺术的因素又是艺术传达给它的。古人所谓文人不能写史而史家必须通文的观点，不能不说比西方古代学者的论述高明，因为它是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艺术的角度处理历史的艺术性与科学性的。这样说来，专守历史的“科学”的态度就不免还是对历史地位的贬低了，而张荫麟对历史艺术性的强调，至少从史学理论层面来说，是否还在于提高了历史学自身的地位呢？

    张荫麟“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他对历史学作为一门艺术问题的探讨，立脚点在历史哲学而不在艺术哲学，大体相当于冯友兰所谓“释古”一派。他本着“中庸”原则在科学与艺术之间寻求史学的契合点，认为“史学应为科学欤，抑艺术欤？曰兼之。”是值得肯定的史学理论命题，对当今的史学研究有借鉴作用。

    （三）

    《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38是张荫麟的一篇重要史学理论论文，但台湾学者黎华赵认为此文“应为张氏编译之作”39。但不管怎样，该文还是反映张氏的观念。张荫麟试图通过对传统历史哲学的“一一考验”，“抉其所见，而祛其所蔽”，建立起他心目中“比较完满之历史观”。在他看来，以往各种不同历史哲学派别的相同性质，在于“认定过去人事世界之实在而探求其中所表现之法则”。由于对不同法则的认可不同，因而形成各种不同的历史哲学流派。据此，他将历史法则与历史哲学区分为五类与五派：历史之计划与目的－目的史观；历史循环律－循环史观；历史辩证法－辩证史观；历史演化律－演化史观；文化变迁之因果律－变化、变迁之因果律(理想史观、唯物史观、气候史观、人物史观)。

    所谓目的史观的历史哲学，张荫麟以为就是“认定全部人类历史乃一计划、一目的之实现而担任阐明此计划与目的之性质”的历史哲学，其主要代表，就是黑格尔。张荫麟对这派史观不以为然，对黑格尔展开全力批判。

    应该指出，张荫麟对黑格尔的攻击同他接受现代西方思潮影响相关。背叛黑格尔、非黑格尔化，是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的特点之一，对张荫麟发生深刻影响的英国哲学家摩尔在这方面就有开启之“功”。张荫麟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是从历史经验出发，而不是从他同样精熟的哲学概念出发的。所以，他在讨论历史领域的目的论时，没有涉及哲学领域的典型目的论者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人。由于他把黑格尔视为目的史观的代表，因此目的史观的其他形式，如神学史观，即被认为无讨论之价值。实则，将黑格尔一般地视为目的史观，是不完全确切的。黑格尔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只是就他把世界历史看作绝对精神的展开和实现来说，就他把世界历史看作“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来说，他才是目的论者。不过，或许在20世纪的思想家们看来，凡是思辨形式的理论学说无一不是目的论的。

    张荫麟对黑格尔几乎全盘否定。张氏的欲融文史哲于一体，原本很接近克罗齐，但他却不曾提及这位新黑格尔主义者。其原因，大概已经暗含在张氏彻底的反黑格尔主义的态度中了。黑格尔讲对立，克罗齐重差异，从逻辑看，实为推导关系，而非另立门户。张荫麟在许多方面确实击中了黑格尔的要害，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历史观中关于过程、运动、变化、转变、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的合理思想。就他对黑格尔的彻底反对来说，张荫麟的所谓历史哲学可以说是反历史哲学的。

    因为张荫麟否定了历史必然性与规律性的思想，所以他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中不承认历史进化律的普遍性，并表现出对循环史观的深厚偏爱，说：“吾人若以循环之观念为导引以考察人类史，则每可得惊人之发现。此则吾所确信不疑者。”他所谓“惊人发现”之一，就是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所谓的：“我国文学史上有两种思潮之交互循环”，即“诗言志”与“文以载道”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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