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都有忽视人的非理性层面的偏向，以至当代史家有人提出“文史必须分家”的口号22。倒是古人才学识德熔于一炉，词章、义理、考据不容偏废的论断，更有深刻的道理，与当代西方学科综合潮流相通23。张荫麟在《哲学与政治》24一文中，不点名地批评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史学上表现为实证主义）观念，并认为杜威是“老糊涂”。而人们不会忘记，在20世纪哲学家中，杜威可以说是对“科学最尊重的一位”。在张荫麟看来，“价值的意识就是领略真、美、善的能力”，价值意识的锻炼是哲学修养的要素之一。因此，光有“理智上彻底诚明的精神”，即能“解蔽与毋自欺”还不行。“不故以不知为知，不故以未至十分之见为十分之见”或者“不妄以不知为知，不妄以未至十分之见为十分之见”，只能说明仅仅具有一种诚实的态度，尚不具有积极的主观审美意识。科学史家胡适标榜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实则仅停留于此便打住了。价值意识的锻炼正是更上一层，要求在此之上再对真、美、善作出判断，即对历史的科学性、艺术性、伦理性予以解答。张荫麟价值观中蕴含的史学理论，确实比胡适的“拿证据来”、“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识见更高一层，后者实际上还停留在“理智上的诚明”阶段。胡适虽然也强调“艺术的”、“高远想象力”等史学功能25，但科学理性无疑是他更重视、也更有影响的理论趋向。张荫麟提出历史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命题，同他对实证主义历史学风气的批判密切相关。但是，他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时至今日，青年史家们不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且没有证据也敢说十分话。这就不是什么“更上一层”的问题，简直就是扯着自己的头发在空中“高蹈”了。
第二，张荫麟提出历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命题，同他在哲学上接受柏格森的影响相关。在现代西方哲人中，怀特海、克罗齐、柏格森全都“喜欢看事物的全体”26。张荫麟提出的三个哲学修养之一，就是“求全”的精神，即在“对象上和方法上都要‘整个地看’。”他说：“余确信柏格森之学说，实含有若干不刊之灼见，可为今日我国补偏救弊之剂者。”27实质上，他对柏格森的推崇，在史学上即表现为将直觉主义拿来运用到历史写作当中，从而讲求史学的美学价值。我们知道，柏格森是一位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正如张荫麟所概括的，柏格森的学说在于“以直观观心，而广其所得于观心者以说物”。柏格森对现代中国学者的影响，会使人想到李石岑、朱谦之、张君劢和张荫麟的先驱梁启超。我们不知道张荫麟是不是通过梁启超而研读柏格森的，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将哲学上的“直观”概念运用到历史理论与写作中，会得出什么结论、产生什么结果？柏格森的主体哲学，常被指为一种人文主义色彩的理论，他撇开人的外部社会关系，试图钻入人的内心，表现人类内心深处的意识之流。在柏格森看来，复杂的意识之流是以单纯的自然界为对象的自然科学方法所无能为力的，必须用人文的方法而不是以机械的方法对待人。人文方法以文学形式为典型，亦即“直觉”。柏格森的著作全都文词华美，广设譬喻，以至以譬喻为“穷理之阶”28。其思想动机正在这里。难怪张氏以柏格森理论为“真实血肉之哲学”了。柏格森使我们想到新康德主义者割裂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意图所在，而张荫麟在探讨历史之美学价值时，则立足于自然界为“审美对象”与“穷理对象”的二分法，康德的“先天判断”以及叔本华、尼采文学化的哲学亦曾对张氏有过深刻影响。顺便说一句，哲学的诗化在当代西方正形成显学，以至“在英美国家，哲学已经在其主要文化功能方面被文学批评所取代。”29这多少可以更清醒地帮助我们认识张氏提出的历史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命题。
第三，张氏提出历史亦是艺术的问题，又同他浓厚的文学趣味相关。这一趣味主要由于受吴宓圈子的影响。在这个圈子里，他是吴宓的“打工仔”。吴宓在日记里照例要发他的牢骚30。他译过一些西洋诗，还译过歌德名著《浮士德》，同文艺界某些人士(如丁玲)交谊甚深。他本人虽也大写考据文章，却“不以寻奢琐屑为学问之要”。他对梁启超的推重，也主要在梁氏的才学上，认为“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骛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循风气之累也。虽然，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31他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的缺点在于忽视读者的接受关系，“直接用原料的地方太多”，“有好些若非用自己的话来代替或夹辅，则普通读者不容易得到要领”，“直用原料而没有消化”32。他不但要求他人“明呼历史之美学价值”，自己更能身体力行，其代表作《中国史纲》乃“以说故事之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33。“使读者在优美的行文中浏览古代社会的大略”，目的在于可读。以至陈梦家认为《中国史纲》是历史教科书最好的一本“创作”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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