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第一，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张荫麟认定价值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而从哲学上的一般价值观说到社会价值，就会必然引出历史的效益问题，涉及到制约史学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读者。读者的重要性，可以在当代西方显学接受美学理论中得到说明35。当然，张荫麟对读者的注重只暗含在其理论与《中国史纲》的写作里，需要我们将其“演绎”和“解读”出来。历史的社会价值，或者说历史的效益，往往取决和依赖于读者的接受广度和深度，因此，“读者”应该是历史学范畴之内的因素，不应排斥于史学之外，而最能引发读者积极接受或消费，从而使历史学能够“推销”出去的最佳途径，莫过于艺术了。艺术的感染力最强，艺术表现的人类精神风貌最亲切动人。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即不能伤害历史的科学性。张荫麟说：“一个健全的文化就是能使一切最后的价值都得到和谐的发展，都并育而不相害的文化。”因此，一个健全的历史学，不但要求真，亦要求美。求美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就是如何运用历史学更好地为人民（读者）服务的问题。历史的艺术性问题，首先在价值问题上表现出来，在读者接受关系上表现出来。毋宁说，史学要想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就必须具有艺术功能。

    第二，张荫麟认为，客观历史本身是史学艺术功能的自然基础。历史的艺术性问题，实证主义史学家一般理解为仅仅是一个“装饰性”问题，因而无关紧要，地位较低。然而，在当代西方某些以诗化为特征的哲学家看来，这一问题决不仅仅是装饰性的，更主要的是“结构性的”，具有本体意义。张荫麟虽不如此极端，但也有此意。他说：“世人恒以文笔优雅为述史之要技，专门家则否之。然历史之为艺术，固有超乎文笔优雅之上者矣。”“明乎历史之美学价值，则史学存在之理由无假外求矣。”36

    所谓“无假外求”，是说历史本身无论其动的方面，或“静”的方面，原本“同是可为审美之对象”，“世界之壮观，足以陶瀹吾人性灵而开拓吾人之心胸者，不惟在其当前所展陈，抑亦在其过去之重构。”历史的客观美，是历史美学价值的自然基础。艺术哲学中的“模仿说”即以此为理论根据。历史本身就是艺术，他说：“历史者，一宇宙的戏剧也。”“对于过去世界之欣赏流连，固众人之所惊讶者也。”史家“所神游之乡，有以移其情而协其志”的固有本性，“过去吾国文人其于史界之美感觉特锐。此于旧日抒情诗中怀古咏史之多及词章中以史事为直比或隐喻之繁可见。”张荫麟能从历史本身的角度而主要不是从史家的主体性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的审美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很高明的。他告诉我们，只要有历史，就会有历史的美，历史本身具有审美价值。张荫麟并且批判了轻视历史美学价值的观点，他说：

    吾窃不解者，自来史家原历史之功能，为史学作辩护者，为说众矣：曰垂范以示教也，曰褒贬以劝惩也，曰藏往以知来也，曰积例以资鉴也，曰溯古以明今也。惟独不闻有以历史之美学价值为言者。不审彼辈史家，当其在尘篇蠹简丛中涉猎之余，曾亦一回顾其所闯入境界而窥见其中宗庙之美、百宫之富，如罗素之所发现者耶？

    罗素在“历史作为一门艺术”问题上的“发现”，我们略去不提。张荫麟从客观历史本身立论，认为对历史美学价值的认取，其重要性“实与18世纪以来西方诗人对于自然之美发现同等。”“此发现实为吾人之审美经验开一无涯之境土。”如此开阔的见解，在近代史家中确为难能。

    第三，张氏谈到了历史的隐喻问题，即艺术性的修辞手法在史学中的地位问题。他说：

    以史事为直比或隐喻即狭义之所谓用典。此种修辞之技术若用之而洽切清新，明易不诡，则实足以沟通幻想或现实之美与史界之美，而予一意义以深远而丰富之背景。近人以典故为文病，相戒为用，此实一新式“塔布”，其由来则矫枉过正而昧于历史之美学价值也。

    从隐喻的角度去谈论历史的美学价值问题，亦即是语言哲学或文化哲学的问题了。

    当代西方的诗化哲学家已将隐喻当做语言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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