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他留学美国，并未接受美国的哲学特产，却反对杜威的心理逻辑，甚至认为“杜威老糊涂矣”。因此，他对胡适的理论主张也很瞧不起。他的伦理观来自英国哲学家摩尔(G.E.Moore)，在美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这位实在论者的伦理学的。在美国，他更多地阅读的是有关数理逻辑、直觉主义、现代人类学等方面的著作，偏重于积极的主观实践精神。康德哲学对他也深有影响，其间所作《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分析中国书法艺术中所包含的美学原则，即“显然受了康德方法的影响。”他曾说：“今日哲学应走之路，仍是为康德之旧路。康德先验判断与经验判断之区别，究有所见。”柏格森和尼采也是他所偏爱的哲学家。盖康德、柏格森、尼采者流，均为思想界之希特勒，而杜威者流，终属戈培尔之伦。于是可见张荫麟之自负。

    1933年夏，张荫麟由美返国。转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国学术史与宋史等课程。是为张氏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任教清华时期。

    1935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由傅斯年推荐，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为后来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开国)。他编撰该书的步骤是先拟定纲目，始于殷商，析四千年史事为数十专题，由他组织专家共同编写。汉以前亲自执笔，唐以后计划由吴晗负责，千家驹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写中日战争。各人成稿最后由他综合融会划一。但这一计划最后并未完全实现，至1940年2月只完成他自己执笔的东汉以前部分，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

    《中国史纲》是张荫麟的一部力著，出版后颇获好评。他在《自序》（作于1940年2月）中说：“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按照这一原则，他为此书树立新异性、实效性、文化价值性、训悔功用性、现状渊源性五条取裁标准，又用几个范畴予以统贯，“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除国内史家外，国外个别学者对此书也评价甚高11。

    在这期间的有关文章中，他称颂鲁迅“可以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12又认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还曾著文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13，与陈寅恪讨论龚自珍《汉朝儒生行》诗14。所作史学论文主要集中于古史、宋史、甲午海战诸方面，还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论著。其所论甲午海战文，或以之为最早替方伯谦辨冤的文字之一15。

    张荫麟还发表文章进行社会批评与政治批判。在《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16中，他说：“时贤喜欢作中西文化的比较，我想再没有两宗具体的事情可以更简约地例示中西文化的差别的了。”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主义”以及大家庭制是阻碍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他还讨论了法律裁决和道德判断的关系，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以法律代替道德。“为什么一个滥杀无辜的省政府主席可以千劾万劾而安然无事？因为他是‘尊’，也许加上‘贤’。为什么一个包烟土被正式发觉的人可以安然做大官？因为他是‘贤’。为什么一个失土的逃将不能惩罚？因为惩罚他便间接直接牵涉到许多尊、亲而又贤的人。”他还说：“‘三讳主义’是法律尊严的摧毁者，所以在今日中国生存斗争中第一需要的心理改革是打倒三讳主义！我们今日所需要的口号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而是‘法律高于一切’！便是党权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也在党的法律高于一切。不然，党权靠什么去维持？”又说：“父权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