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所论站不住脚。他单凭唐代全盛是并不“有以愈于”汉代这一点，就否定了“螺旋式之进步说”。单凭明代我国传统数学的衰落这一点，就否定了“知识内容之继续进步”说。可见，他检验理论时遵循了证伪原则：任一条事实与理论不符，则理论即为伪。但是，以他的思维原则去看他的论证，就会发现，他实际上陷入了以子之矛功子之盾的自我冲突之中。难道“载道”时代没有“言志”的作者与作品吗？在这里，他恰恰犯了他所反对的“默证”错误。再说，宋元时代盛行的立天元术至明朝消失，只能说明这种数学方法因落后遭淘汰，不能说明知识没有进步。夏失夷得，礼失求野，西算取代天元之术，正是知识的进步。言志载道，也不是文学史上的两派，更无从证明循环史观的正确。周作人的论断，当时就曾经受到有力批判40。

    循环史观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相对立，这也使张氏把辩证史观摆在他的对立面。不过，此事犹有可说。盖近代史家偏于循环史观者，并不乏人，颇耐人寻味。史家陈登原甚至专门出版过一部《历史之重演》，专门搜集历史上所谓“重演”的例子以资证明。盖马恩对“循环”论均无明确之反驳。以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渊源之深，注重“否定的否定”实属必然。至列宁，才将其明确为“更高基础上的重复”，“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直线式进行的”。故近代诸多通识学人何以偏爱循环史观，实有专门探讨之必要。

    在张荫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中，历史认识论占重要位置。读他的文章，常常可以感受到历史认识思想的存在。例如，《评冯友兰君＜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提出，历史研究不可“先有成见在胸，本此一定之目的，搜寻各种证据，推勘文字，比列事实，以明古来传说之不足信”，即在反对历史认识中的主观主义与“以论代史”方法。在《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中，又提出：“夫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此种比附，实预断(presnppose)一无法证明之大前提，即谓凡古人之思想皆有自觉的统系及一致的组织。然从思想发达之历程观之，此实极晚近之事也。在不与原来之断片思想冲突之范围内，每可构成数多种统系。以统系化之方法治古代思想，适足以愈治而愈棼耳。”则在反对将古人现代化。类似这样的零星言论，还有许多。

    但是，张荫麟系统论述历史认识论思想的文章是23岁时所作《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41。这篇文章提出三个问题：一、过去历史资料所受的限制何在？二、这种限制在将来有打破或减轻的可能没有？如果有，则三、怎样控制将来的资料以打破或减轻限制，使将来的历史逐渐达到理想境地。张荫麟认为：“苟能认识此诸问题之意义者，必深觉其于史学及人类知识之前途有其重之关系。盖此等问题一解决，新方法见诸实行，则将来世界之历史记录，将来人类经验之库藏，必大改观。人类关于自身之知识，或因此而得无限之新资料与新观点，亦未可知也。”但是“自有历史迄今”，对于第一问题，“虽近世学者间有感及，然从未有加以详尽而统系的分析。至于第二、第三问题，则绝无提出者。”因此，张荫麟颇有自觉地在理论上为后人“发凡起例”的意思。

    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凭借中介，但完整、纯粹的史料只存在于观念领域，在实际中并不存在。史家依据的是不全面的、零碎的资料，希望得到的确实完整的、真实的历史全貌。这是存在于史家与史料、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固有矛盾，是历史学的固有特点之一。可以说，历史学家都会感受到这一矛盾，但诚如张氏所说，对其在理论上“加以详尽及统系的分析”者，却从未见及。因此，张荫麟的“发凡起例”，带有理论上的自觉意义，触及到历史认识论的本质所在。

    在具体论述中，张荫麟明显带有新康德主义的色彩。他首先把科学区分为两类：直接的科学(自然科学)与间接的科学(历史学包含其中)。两类科学的研究对象性质不同，所以历史学的对象也就与自然科学不同，因而其学科特点、认识路数也具有自身的独特特点，即“历史所由构成之印象，其质的方面及量的方面，胥受种种限制，不能如理想所期。”因此，历史认识的局限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作为历史认识桥梁的史料有哪些限制呢？

    张荫麟认为史料的固有局限有15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对限制，一类是相对限制。“所谓绝对之限制者，非谓限制之本身皆为绝对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