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至1942年10月，在西南任教与流亡，是为张荫麟治史道路和生命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

    芦沟桥事变不久，张荫麟只身南下，任教于浙江天目山的浙江大学，主讲历史。他的全部文稿与藏书（曾计划写民国开国史）以及家属全部留在了北京。尔后，浙大几度搬迁，他辗转来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住在吴晗家中，补撰《中国史纲》第十章《改制与易代》和自序。1940年，浙江大学迁至黔北遵义，他又前往任教，直至死在任上。这时期的治史重心为宋史，“搜宋人文集笔记殆遍，论宋事诸篇精审越古作者。读书著文恒达旦。”

    在浙大，与同人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试图“在建国时期从事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篡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思想与时代社于1941年6月正式成立，8月1日出版创刊号，曾得到蒋介石鼓励。张荫麟晚期文稿主要发表于此。

    这期间，他对国民政府腐败政治近乎彻底失望。本来，他曾于1939年受到蒋介石召见，“似有请他在中央训练团讲授逻辑的意思”，使他颇为兴奋，“以为对于政治或略有效献的机会”18。后在重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小住，受到政治部长陈诚礼遇，作有《蒋委员长抗战必胜训词释义》的小册子。但他随即发现国民党已病入膏肓，便严厉地予以口诛笔伐。所作《论修明政治的途径》因言语激烈，不得不刊于死后，略谓国民党统治的根本病症是瘫痪，距离“任贤使能、赏功罚罪”的境地“还很远”19。据说他最初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分子曾想拉拢他。后来，他“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他能够口诛笔伐，不能身体力行，认为“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又划分政治形态为“上同”的与“下比”的20，而不是反动的与革命的。他倾心于表面“动乱”实质安定的“下比”政治，希望统治者能真正从大多数人的愿望出发，而不是将统治者一人的臆见想方设法变为“全国一致的意见”。他鼓吹改善平民实际生活，增强低级公务员、学校教师以及士兵的生活待遇，并把这作为他政治思想的突出主线21。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发发牢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死后，《思想与时代》社曾出版专号予以纪念。在昆明的朋友也召开追悼会进行纪念，《大公报》则刊以遗文并发表王芸生、张其昀的悼念文章。吴晗、贺麟、冯友兰等人还曾计划在清华设立张荫麟纪念奖学金，后因货币贬值未果。其史学理论遗文由浙大友人编辑为《通史原理》，未出版。台北1953年出版一册《论历史哲学》，分量很轻。浙大又收其论宋史遗文编成《宋史论丛》，也没有问世。生前拟作《历史研究法》、《宋史新编》、《中国政治哲学史》三书，皆未着手而身亡。后人所编文集有三种：《张荫麟文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年出版，伦伟良编；《张荫麟先生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出版，李毓澍编；《张荫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张云台编。

    张荫麟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富于现代批判精神，显得规模宏远、约博双精。所以，著名学者谢幼伟说他的专门学科至少有四门：史学、国学、哲学、社会学。他的优势就在这诸多方面的综合上，融会相济。古人才、学、识、德熔于一炉的理想与近代人文方法、批判分析能力的结合，在他身上得到具体体现。

 （二）

    在历史学性质的问题上，张荫麟提出过历史学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史学理论命题。

    历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争论未休的历史哲学问题。张荫麟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原因有三：

    第一，近代中国史学强烈科学化的趋向使他深感有重提史学的人文性（以艺术化为极致）的必要。毋庸讳言，在我国近代史学发展中，确有一股崇尚科学性、轻视艺术性的偏向。五四运动的科学旗帜，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的败北，胡适等人对科学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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