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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史的对立与交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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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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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20世纪达到高潮。但仔细观察文史合流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文史合流的积极意义乃在于强调了文学在历史叙述中的重要作用，打破了长期横亘在文史之间的人为阻塞，为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为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但在充分肯定这方面积极性的同时，还要看到这一思潮所包含的另一种倾向，即在强调历史应具有文学性的过程中，却也存在着试图将历史事实解释化，历史叙事趣事化，历史时间空间化，历史学科文学化，削弱甚至取消历史的独立地位的潜在趋向。这是对历史自然科学化的一种过激反应，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之嫌。
从广义的历史而言，修辞性和文学性毕竟是历史的产物，而具有历史性，因而历史是文学的惟一的视域，文学自始至终都是在历史的这一绝对视域中活动，其本身也具有历史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而具有历史性。当然，如卡西尔所说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为所有这一切而发明新的语言和新的逻辑。他不可能不用一般的语词来思考或说话”［25］258。但这绝不意味着历史必须通过文学来获得生存的权利，因为历史与文学的区别并不在于运用语言，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用散文，——用韵文”［26］，在于运用语言的目的，在于历史学家“在他的概念和语词注入了他自己的情感，从而给了它们一种新的含意和新的色彩——个人生活的色彩”［25］258。
由此看来，所谓历史真实的意义与以往兰克史学所宣扬的纯客观史学观念迥然不同，也和纯粹的文学表现方式有所区别，历史既有客观性的一面，也有其主观的一面，因而历史真实乃是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所以，所谓史学传记的真实问题其实质是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关系问题。从历史叙述而言，历史的真实是要消灭虚假，使其叙述以符合客观的历史进程；而文学的真实也是要排除虚假，它要求其描述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而对于传记史学而言，则进一步要求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如果以此观点来看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传记史学特色的话，其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清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而与“因文生事”不同。因事生事“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27］261。同时，金圣叹也指出《史记》一书不仅仅是“以文运事”，而且又有“因文生事”的特性［27］309。所以，《史记》是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有机统一。
当然，在历史实践中，特别是在传记史学实践中，文史在传记中的具体关系不可能用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加以规定。毕竟文史观念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受历史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因而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物身上也有其不尽相同的表现方式，所以，卡西尔认为：“这两种要素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依赖于历史学家的个人机智，而不可能归结为一个一般的规则。在近代的历史意识中，这种均衡比例已经改变了，但是这些要素仍然保持不变。至于这两种力量的分配和强度则每个历史学家有他自己的等式”［25］283。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文与史的关系问题上还应该具有一个基本指导思想，而这一思想用孔子的话来讲可能还是很有启发的。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8］（《论语·雍也》正义曰：“质胜文则野者，谓人若质多胜于文，则如野人，言鄙略也，文胜质则史者，言文多胜于质则如史官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者，彬彬文质相半之貌，言文华质朴相半，彬彬然，然后可为君子。”［29］不言而喻，孔子在此强调的是个人修身养性所达到的较高的境界，但对此如果加以引伸为如何较好地把握传记史学文史关系的话，那么，“文质彬彬”应该是历史学家、特别是传记史学家努力达到的学术境界。
总之，西方史学发展史是一个如何从简单而稚嫩的历史观念逐渐走向发达而丰富的历史观念的过程，但从历史叙述学而言，它又是一部从文与史相统一再到相对立，而现在正在酝酿如何统一的历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西方交流的不断深入，文与史的交融问题不仅成为中西现代历史叙述发展的趋向，更重要的是，如何将文与史更好地交融，以丰富和深化历史和传记史学的真实观念，已经成为现代中西历史叙述学正在努力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显然，如果以此趋向来看《史记》所包容的丰富而真实的文与史观念，即将文与史、将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史学观念，毫无疑问，它不仅在中国史学上树立了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而且与现代中西史学发展的趋向相一致，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史学传记的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鲁迅全集: 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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