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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的生平及其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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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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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话，但料想临终前口中还要念出China，China，才能合目。他的过世对他的第二故乡中国来说，同样是个重大损失。
李约瑟字丹耀，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英国原名为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９日生于伦敦的知识分子家庭。他早年攻习生物化学，在剑桥大学冈维尔－基斯学院（Gonville & Gaius College）投师于英国近代生物化学之父霍普金斯爵士（Sir Prof.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１８６１—１９４７），１９２２年毕业后作为研究生继续深造。他的第一项独立研究是探讨神经病的生物化学机制，首次在生物化学与神经生理学、神经心理学之间架起桥梁，接着研究生物化学与胚胎学之间的关系，架起了学科间另一座桥梁［（２）］ 。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扩大了生物化学的应用范围，导致新的边缘学科的出现。由于这些研究，他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双学位。１９２４年选为学院研究员，留职母校，同年与多罗西·莫伊尔（Dorothy Mary Moyle,１８９８—１９８９）博士结婚。李夫人后来也在四十年代随丈夫来华，汉名李大斐，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大斐擅长蛋白质化学，而李约瑟集中化学胚胎学研究，１９３１年出版三卷本经典著作《化学胚胎学》（C-hemical Embryology），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这是李约瑟前半生的主要科学建树。１９３３年任副教授，１９４１年先于李大斐两年当选为皇家科学院院士。１９２０—１９４０年间他除授课、作实验研究外，还发表许多有关生物化学和科学哲学作品，而科学史也成了他研究的另一热点。１９３１年发表《胚胎学史》（History of Embryology），成为这门科学历史的第一个作者。他还是剑桥大学科学史系的发起人。３０年代以来，李约瑟不仅是杰出生物化学家，还是有进步世界观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问题专家。如果他继续沿着生物化学的路子走下去，他很有可能是另一个霍普金斯式的人物。然而命运却为他作了另外的安排，使他在科学活动鼎盛时期放弃原有专业，从２０世纪最新一门自然科学转向全新的主攻方向，即对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探讨，从而在后半生与东半球另一端的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促使李约瑟专业大转变的主要因素是１９３７年三名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的到来。李约瑟一家从未与中国有联系，他对中国了解不多，但在与中国同行相处时发现他们研究科学的智力与他一样。其中鲁桂珍（１９０４—１９９１年）对他影响最大，鲁出身于医药世家，祖籍湖北蕲春产生过大科学家李时珍（１５１８—１５９２年）。鲁本人对本国科学遗产有相当了解，能从近代科学观点评价古代科学成就，李约瑟听后感到吃惊，这成了他们经常交谈的话题。鲁桂珍向李约瑟传递一个信息：中国古代有不少科学发现与发明领先于基督教文明。这激起他对中国及其科学文化史的兴趣与好奇心。他开始阅读有关中国读物，并被这个古老的东方异国文明深深吸引，终于导致在思想上对中国文化的皈依，从３７岁起发誓学习汉语。两年后，鲁桂珍与他联名写出《中国人对食物疗法的历史贡献》［（３）］。这篇论文把李约瑟第一次引入中国科学史领域，他们商定今后共同写一本中国科学史著作。因此可将这篇论文看成是多卷本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初的“胚胎”［（４）］。二战爆发后，李约瑟于１９４２年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率其他科学家来中国肩负援华使命。这是从明代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１９年）以来第一次由科学院院士率领的西方职业科学家代表团以科学交流为主旨的来华访问，具有历史意义。李院士先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继而 在重庆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当时正是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该馆负责向受日军封锁地区的中国科技机构提供科学文献、仪器、化学试剂，传递信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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