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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的生平及其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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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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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那时他在中科院历史所小礼堂作演讲。与他直接相识始于七十年代初，他在北京饭店与所内研究人员座谈时说：“我受芝加哥的钱存训博士委托要会一会潘吉星，并向他转达钱的亲笔信。”当他发现我恰巧坐在他对面时，我们就自然地开始了交谈。那时钱先生正执笔李约瑟的大书造纸印刷卷，而我也在研究造纸技术史。钱先生给我寄的几封信都被“工人宣传队”扣压，是李约瑟的来华才帮助建立起学术联系。我也因此与李约瑟直接相识，从这以后我们之间一直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所谈的内容照例是不同时间双方共同感兴趣的科学史问题。有时互相提供对方需要查找的资料。七十至八十年代，我的不少研究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有的选题是他提出的，例如他说火箭史较难研究，因古书技术用语混乱，他一度“上过当”，把纵火武器当成火箭，他希望我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１９８１年我在美国作研究时便把这一课题列入日程，通过这项研究证实了李约瑟同一年在布加勒斯特国际会议上提出的火箭起源于１２世纪后半叶的提法后，他很高兴。亲自将我在这方面的论文推荐到国际汉学刊物《通报》（T’oung Pao）上发表，表现出老一辈科学史家对晚辈的提挈。为使我有进一步研究的机会，１９８２年他邀我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工作。在他的支持下，我继续收集火箭技术史料，并扩写成一本书。在剑桥期间，每天与约瑟见面并交谈，目睹他的工作情景，深受教益。他很易接近，助人为乐，在生活方面热情关照，委托桂珍为我安排食宿。他不止一次领我去他所在的冈维尔－基斯学院熟悉环境，介绍与院长及其他学者认识。令人难忘的是，当我生日那天，约瑟特意将他和大斐签名的《科学史展望》（Changing Perspective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一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后来我向他表示想趁在英停留机会深入研究一下德国化学家肖莱马（Carl Schorlemmer，１８３４—１８９２），他表示支持，并建议去伦敦和曼彻斯特作现场考察，果然满载而归。在剑桥的日子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深感约瑟对我的指点和关怀，实际上是对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关切，体现了这位大学者的国际主义风范。在他那里工作的其他中国人，想必都有同感。
回国后，为向国人介绍李约瑟、李约瑟思想和他的研究成果，我决心编译他的一本文集。他获悉后，迅速寄来三大包论文抽印本，亲自编号说明，还将手中仅有的旧日照片册借给我们制版，同时为《李约瑟文集》（１９８６年）写了序。出版后，国内外社会效益都较好。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１９８６年他与桂珍的那次访华期间。桂珍要我陪他们去外地访问并照料约瑟起居，我们朝夕相处，格外亲切。这次旅行中，他以８６岁高龄不顾旅途劳累，为核实一条史料，亲自登上四川大足海拔５６０米的北山右窟，当他在１４９号窟看到１１２８年宋代石刻物是现存最早的火炮实物资料时，激动得几乎跳起来。我们迅即作了素描、拍照、录下铭文。他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说：这个重要发现已来不及写入〔大书〕火药卷（１９８６年）了，我们只能以论文形式先行报道［（８）］。离境前我在宾馆内帮他们整理行装时，注意到两位银发老人对中国仍难舍难离。桂珍有时眼含泪珠，说话有点嘶哑，约瑟心里也难过，他们说这将是最后一次故国重游。因此日程中安排约瑟去重庆再看一眼他工作过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旧址，同时去蕲春看看桂珍的祖籍面貌。未料在上海虹桥机场送走他们之后，再没有机会见面了，只能借书信往来。１９９４年夏，我因病住院，在病床上接到约瑟来信，他安慰我并希望手术成功，再一次体会到他的温心。如今，往日经常相聚的大斐、桂珍和约瑟均已先后作古，想起怎不断肠。２０多年来约瑟对我的帮助太多了。最大的感受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从他的作品和谈吐中表现出来的李约瑟思想、他的治学精神、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做人的风范和对中国的热爱，是我这一生都学不完的。由于他在推进中英友好和了解方面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对中国人民一贯保持深厚友谊，对中国科学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名字和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国史册。这位英国伟大学者的形象和精神将激励我们后人继续攀登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史的高峰，在他身后会有更多的人沿着他的足迹前进。约瑟作为我的知心朋友和导师，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参考文献
（１） 姜岩等·李约瑟博士最后的日子·人民日报，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７日，第６版
（２） Lu Gwei-Djen.The first half-life of Joseph Needham.Explo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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