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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的生平及其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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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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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中外科学技术。李约瑟与中国人民共度战时艰苦，他主持的合作馆在中、英科学家努力下作了许多有益于中国战时科学发展的工作。由于李约瑟的贡献，他被选为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外籍院士。在华期间他在１３个省份作了广泛旅行，与各界人士交往，从国共双方军政要员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尤其结识不同专业的学者，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促使他全面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他在华活动都载入他们夫妇１９４８年在伦敦发表的《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及《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二书之中。他还像战时记者那样将在华见闻报道于伦敦《自然》（Nature）刊物上，并向ＢＢＣ电台寄去广播稿，让西方了解中国。
李约瑟通过在华考察和研究，早在四十年代已较准确评价中国传统科学成就，他后来在《中国科技史》各卷中阐述的基本观点，都萌发于此时。在这期间他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把中国看成第二故乡，从那以后直到他临终前都一直关注并热爱中国。在所有关键时刻他都挺身而出，发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而不管自己在西方处境如何困难。他不愧是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忠实朋友。１９４６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应联合国教育与文化组织总干事赫克斯利（Julian Huxley，１８８７—１９７５）之邀，前往巴黎负责筹建科学处，成为首任处长，从而使该组织扩建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使他从巴黎行政事务中脱身而编写中国科学史，１９４８年鲁桂珍从南京来接替他的工作。分手前二人又讨论了科学史课题实施方案，相约下步工作在剑桥全面展开。李约瑟返国后，迅即投身写作。从事这项困难的工作，要有中国同事与之合作，但鲁桂珍远在巴黎，遂请当时在剑桥的王铃先生参与前三卷写作，他们于１９４３年在重庆已认识了。第一卷总论于１９５４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李约瑟后半生另一历史丰碑业已奠基。出版社从发行角度考虑，将书名称为《中国之科学及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但作者仍偏爱《中国科学技术史》（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这个书名。最后，采取中、英文本用不同书名的折中方案。１９５６年第二卷问世，王铃于次年赴澳大利亚，李约瑟身边没有帮手，而下一卷就要上马。这时鲁桂珍辞去巴黎职务，移居剑桥。我们不要忘记，五十年代正值东西方“冷战”时期，李约瑟的杰作初问世时，一度受到非难，甚至被扣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帽子，当成“共产党嫌疑分子”。但人类的理智终究要战胜政治偏见，他在书中列举的事实胜于雄辩。自第三卷出版后，在东西方各国获得热烈称赞，他的处境也有改善。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起组织英中友好协会和英中了解协会，并自任会长，在推动英中友好事业中作出重要贡献。１９５２年重返中国，此后于１９５８、１９６４、１９７２、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及１９８６年多次偕鲁桂珍博士访华。每次都会见老友、结交新朋，去各地参观访问、收集资料并作演讲。四十多年来除撰写大书外，还发表大量论文和专著，都与中国科学史有关。这些作品有的译成汉、法、德、日、意及西班牙文，风行世界。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他荣任母校冈维尔－基斯学院院长，１９７１年选为英国文学院院士（ＦＢＡ），一人身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科学院的院士，是少有的殊荣。１９７２—１９７５年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主席，还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世界各国学术团体和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学衔不计其数。１９７２—１９９０年他任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改为李约瑟研究所后又任所长。
如前所述，杰出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科学活动鼎盛时期，１９３７年突然发生信念上的皈依。他形容这种思想转折时写道：Then came my conversion,a word I use advisedly,because it was a bit like what happened to St.Paul on the road to Damascus（“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这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他这里借用《圣经·保罗全书》中的典故，内称虔诚的犹太教徒和法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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