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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中源”说在明清之际的由来及其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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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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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的附和之声就不绝于耳。如李之藻（1565-1630）序利玛窦《天主实义》重刻本说：“尝读其书，往往不类近儒，而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记》、《漆园》诸篇默相勘印。顾粹然不诡于正。……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注八）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浑盖通宪图说》（1607年），用西法调合中国古宇宙论中的浑天、盖天两说，并以曾子“天员地方”之说与西方地圆说相互印证。徐光启（1562-1633）同利玛窦译《测量法义》（1607年），又自撰《测量异同》（1608年），指出西洋测量诸法与《周髀》和古《九章》中的“句股”、“测望”等方法略同（注九）。熊明遇（1579-1649）序《表度说》（1614年），也以为西学是“古神圣蚤有言之者”，并将《黄帝内经》中歧伯的“地在天中，大气举之”之说同西洋地圆说相提并论（注十）。
与传教上的天主教补儒论相类似，徐光启等人还提出了用西洋科学补充中国科学的论点。他们认为：中国上古科学曾经很发达，但是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失传，后人任意揣摩，不得其法，故而至明末中国历算等格物之学已不及西学，而西方格物穷理之学适可补中学之不足。徐光启道其翻译《几何原本》（1607年）是为了“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疑义”（注十一）；熊明遇序《表度说》有云：“西域欧逻巴人四泛大海，周遭地轮，上窥玄象，下采风谣，汇合成书，确然理解。仲尼问官于郯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语犹信。”许胥臣为《西学凡》作“小引”亦说：“礼失而求于野，读《西学凡》，而学先格致，教黜空虚。吾亦取其有合于古圣之教而已。”（注十二）
耶稣会士传到中国的西学新旧并陈，其中既有宣传天主教教义的一类陈词滥调，也有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第谷天文学等科学知识。在明代中国传统数学大部失传，传统天文历法之学停滞不前的前提下，耶稣会士传到中国的西方历算之学，尽管远非西方的最新水平，但已比明代学者掌握的中国历算之学先进得多。它适应了明末改历的迫切需要，因而受到一些思想比较开通的中国学者的欢迎。然而明末朝廷在使用西法改历的问题上一再踌躇，拖延颇久，后来虽然由徐光启、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罗雅谷（Jacques Rho, 1590 -1638）等人编译成《崇祯历书》，但直至明亡亦未能颁行。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用西法改历有违于“严夷夏之防”的正统思想。在这种形势下，上述中西学术吻合说和“礼失求野”之论，其用心就是在名义上尊用中学的前提下，在中学与西学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缩小中西学术的隔阂，使西学不至于被保守学者目为异学，以避“用夷变夏”之嫌。这是后来所谓“西学中源”说的重要的思想前提，但还没有论及中西学术的源流关系，所以还不是“西学中源”说。如熊明遇继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论后又说：“古未欧逻巴通中夏，通中夏自今上（万历皇帝——引者）御历。”这就取消了中西学术交流的可能性，更谈不上有什么源与流关系了。
然而，“西学中源”说却正是沿着中西心同理同的吻合说和“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样的思路发展而来的。正是熊明遇，稍后就转而倡论“西学中源”说。熊明遇字良孺，江西进贤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熊氏好西学，他与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 1575-1620）等交游，于万历年间著《则草》一书，后改订为《格致草》，以西法论天地、动植物等自然现象，约刻于崇祯末年。他在《格致草》自序中说：“上古之时，六符不失其官，重黎氏叙天地而别其分主。其后三苗复九黎之乱德，重黎子孙窜乎西域，故今天官之学，裔土有耑门。”（注十三）在这里，熊明遇把西方天文学的源头追溯到中国上古的夏商时代。他的结论是从《国语·楚语》中的一段文字附会而来的（注十四）。他从中西吻合说进而推断西方天文学是从中国上古传去的。这是笔者所见“西学中源”说的最早的一例。
熊明遇还指出：“夫不尊不信，无征不信；尊而征矣，窃附于好古之述，或不为妄作也。”可见他提出“西学中源”说是为了抬高西学的身价。所以，他的《格致草》一书，在每节介绍西说之后，总是附载中土“古圣贤之言，散见于载籍而事理确然有据”，与西说相符合者，题曰“格言考信”，而与西说相印证，从而说明西说“尊而征”，是可信的，如他在介绍地圆说后，附载歧伯和扬雄等古人论述，在十二重天说后附载《楚辞·天问》的“圜则九重”之说等。与此同时，熊明遇还拈出某些子史传记所载，行世已久而与西说捍格不合、于理不通之论，也附在西说之后，题之曰“渺论存疑”，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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