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史学亦是如此。我国史学从它萌芽之初，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直书”与“曲笔”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治史方法很不谐调而又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始终伴随着史学发展而存在，并由此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种普遍存在的史学现象。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朝代更迭频繁，政治斗争激烈，这一史学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是“直书”与“曲笔”对立、斗争的史学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因此，探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直书”与“曲笔”对立、斗争的具体情况，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史上这一规律性的现象。 

一 

    在魏晋南北朝，尽管曲笔隐讳的史家在歪曲和捏造历史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由于每个史家的社会经历、既得利益、个性气质各不相同，各人曲笔隐讳的方式、程度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迥然有别。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种情形： 

    （一）慑于统治阶级的淫威不敢秉笔直书。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把史学作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种强有力的思想工具。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每每要求史家粉饰太平，隐恶扬善。一些史家慑于统治阶级的淫威不敢据事直书。如西晋史家陈寿，早先在蜀之时，曾因“质直”不肯向权宦屈服而备受挫折。吃一堑，长一智。入晋之后，格外“聪警敏识”。他慑于司马氏的赫赫权势，特别是目睹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现实，不禁不寒而栗。他撰《三国志》，以免遭到司马氏政权的残酷迫害，采取曲笔回护手法，为魏晋统治者隐恶溢善。如高贵乡公曹髦本为司马昭之党羽成济所杀，但《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只说：“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且载一司马昭的奏议。这样，在陈寿笔下，司马昭这一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