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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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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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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等人之所以能够据实以书,就在于他们具有一种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干宝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坚决否定人死魂灵犹在的宗教唯心主义。相应,在国家兴亡问题的探讨上,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当时,面对西晋王朝迅速倾覆的现实,很多史家凭着阶级的本能,都在寻找它的根源,有的蹈袭女人是祸水的传统偏见,把贾后当作亡国之因;有的囿于一端,仅仅从直接体验中视玄虚放诞之风为亡国之由。与此相反,干宝则强调指出:“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爱恶相攻,利害相夺,其势常也。”[15]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而相互攻杀、争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是由于这种“相攻”与“争夺”,使得天下“积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尝暂静也”[16]。由此出发,他上溯西晋开国之初,下及愍帝之末,历数昏君无能,朝臣植党营私所造成的社会弊端。通过正确地分析西晋50多年的历史,总结出“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哉!”[17]他认识到晋室迅速崩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18]这就批判了那种把贾南风当作亡国之因的唯心史观。孙盛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针对当时神不灭论者的荒谬之说指出:“形既粉散,知(神)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往日。”[19]明确认为神(知)随形灭,即使人的形神消散之后变成另外一种物体,它也和原来的形体迥然有别。这就否定了形神能够离而再合的观点。从形散神灭的思想出发,孙盛认为国家的兴亡盛衰最终取决于人的行为,而不在“天命”。如他在论述汉王朝的灭亡时指出:“风泽既微,六合未一,而雕剪枝干,委权异族,势同huì@①木,危若窠幕,不嗣忽诸,非天丧也。”[20]在孙盛看来,由于汉王朝人为地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强大和外戚、异族的专权,这样,国家危亡的惨局也就无法挽救了。既然如此,那么“魏之代汉”,亦就“非积德之由”[21],历史的发展使然。范晔反对佛教所宣扬的人死精神不灭的说教。《宋书·范晔传》曾说:“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甚至在他临上刑场之前,还托人“寄语何仆射(尚之),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报应。”因而,在《后汉书》中,也不时流露出范晔对佛教和谶纬迷信之学的怀疑与否定。如他在《西域传》中批评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又如他在《张衡传》中揭露图谶的虚妄说:“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因此他主张“收藏图谶,一禁绝之。”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进步的历史观决定了史家必然采取秉笔直书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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