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君之罪魁祸首俨然成为讨贼的功臣。清代赵翼曾愤然指出:“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也。”[1]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一点是,陈寿撰《三国志》之时,曹魏政权早已覆没,他为何又要替曹魏政权回护呢?这是因为,魏晋之际是一个篡夺相承的历史时代,而司马氏篡魏,与曹魏篡汉,本是一脉相承的。既要为晋隐讳回护,就不能不替魏回护。陈寿用心可谓良苦。一部《三国志》为魏篡汉、晋篡魏之事竭力隐讳,曲尽袒护。仅就魏、蜀之间的战争而言,凡属魏取胜者则大书特书,而蜀汉的几次胜魏却只字不提。又如司马氏兄弟包藏祸心,残戮忠良,毋丘俭、文钦率兵予以讨伐,当是应受表彰的魏之忠臣,但陈寿为了袒护司马氏,却说他们造反。
(二)屈从于个人名利而不愿秉笔直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类史家在他们有限的人生中总是不肯放弃对金钱的追逐、荣华的窃羡和享乐生涯的留恋,为了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禄,他们不惜对本朝统治者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凡所撰著,一意按统治者的意图行事,对本朝溢美隐恶,于敌国肆意诋毁,歪曲事实,篡改历史。南朝宋史家沈约一生“自负高才,昧于荣利”,政治上的欲望从未消减。为了跻身政坛,享受高官厚禄,凡事处处逢迎主子意图。他早先曾投靠文惠太子(萧长懋),本想借文惠太子称帝在政治上有一番更大的荣耀。不料永明十一年(493年)正月,太子病逝。沈约非常伤感,一年之中,登楼赋诗,求仙访道,表面上似有止足之志,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做官的愿望。永元三年(501年)十二月,齐雍州刺史萧衍率军直抵建康,杀东昏侯,执掌朝政。就在萧衍篡代之势已成而尚不敢冒然称帝之际,沈约挺身而出,为萧衍出谋划策,终于使萧衍代齐自立。在沈约的导演下,完成了一场禅代丑剧。因此,梁建国以后,沈约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正由于这些,沈约撰《宋书》,从自己的功名利禄出发,大肆颂扬豪门士族,凡属达官显贵者,必为之作“佳传”,立“美名”。对有些王侯、大臣如刘裕、萧道成的篡位弑君,曲意回护,对一些被皇帝枉法诛戮或赐死的诸王、大臣,不如实记其死因,而书以“薨”、“卒”。仅就本纪而言,许多重要历史事实的真相被掩盖与歪曲。特别是沈约处于宋、齐革易之际,身事两朝,既要为宋回护,又要替齐隐讳,更使历史事实乖违颠倒,混淆不清。实为篡夺,却书以“禅位”;正直之士反对权臣为非作歹,而冠以“反”、“叛”之名;阿谀拍马之流起兵助权臣者,反曰“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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