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特别是与《三国志》相比较，显得格外突出，凡为陈寿回护之事，范晔一律将其改正过来，恢复历史的真相，如直称“曹操自为丞相”，“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曹操自进号魏王”等。章太炎对此评价甚高，指出：“《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12］清赵翼亦云：“范尉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此史家正法也。”［13］的确如此，在《后汉书》中，凡属刚正清廉之士，都受到范晔的讴歌与称道。相反，对那些祸国殃民者，则进行严厉的鞭挞。凡所为之立传者，必先于当世有所作为，否则，即令公侯将相，也不为其立传。忠实于历史的责任感，于此可见一斑。
（三）立足史实、不取人情的正直精神。立足史实、不取人情作为“直书”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史家刚直不阿的正直精神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不乏具有这种正直精神的史家，三国吴韦曜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韦曜撰《吴书》时，吴帝孙皓请求为其父孙和作本纪，韦曜以孙和未登帝位为由，拒绝了孙皓请求，而将和编入列传，于是结恨孙皓，“渐见责怒”［14］。这种立足史实、坚持原则、不取人情的精神，是一个史家能够秉笔直书的重要条件。
三
对于一个史家来说，他之所以会采取“直书”或“曲笔”的手法，表面看来是受该史家的个性气质、人生态度、既得利益等方面的因素所制约，但实际上是由史家的社会历史观所决定的。因为史家的社会历史观决定着史家的行为方式－－进步的或者说是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决定着积极进步的行为方式，落后的或者说是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决定着消极落后的行为方式。而“直书”与“曲笔”作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史学现象，正是积极进步的行为方式和消极落后的行为方式直接作用的结果。
这也就是说，凡是具有进步的或者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史家，基本上都是能够秉笔直书的史家；凡是具有落后的或者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史家，基本上都是曲笔隐讳的史家。上文论及的干宝、孙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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