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魏收这样借修史之权，为一己之私利而任情褒贬的史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些，兹不一一罗列。如果说迫于强权统治而不敢秉笔直书的史家尚情有可原，那么这些为一己之私利而任情褒贬的史家则应受到全社会的谴责。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客观条件所致，而完全是受卑鄙的主观意图所支配，他们为了个人私利，明知故犯。因此，不能不使人对他们产生极大的憎恨。刘知几曾指斥这类史家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并说：“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语虽讥刺过烈，但却反映出人们深恶痛绝的心理。 

二 

    尽管“曲笔”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上投下了重重阴影，但终究遮掩不住“直书”的光耀，秉笔直书的史家时有所现。与“曲笔”一样，“直书”的史学现象亦显示出种种不同的情形。 

    （一）不避强御，据事直书的修史原则。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史家坚定正直，峻节凛然，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始终坚持据事直书的原则。东晋史家干宝撰《晋纪》，敢于据事直书，揭露历史真相。“干宝直言，受讥朝士。”［6］但干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他不畏强暴，敢于指斥帝王，敢于歌颂“叛逆”，敢于揭露历史的黑暗，敢于抨击人类的罪恶。他直言不讳地弹劾西晋：“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7］尖锐地指出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都是一群寡廉鲜耻的市侩小人：“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ｎì＠①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怕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8］更有甚者，他还借刘毅之口，痛斥晋武帝不及汉桓、灵帝，“桓、灵卖官，钱入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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