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卖官，钱入私门。”［9］这在仍是司马氏为政的东晋，是要有很大勇气和一定责任感的。众所周知，魏晋之世，战争频仍，变故迭起，加之曹氏、司马氏忍戾嗜杀，不仅广大劳动人民惨遭荼毒，文人学士亦多不能幸免，诚所谓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仅有晋一代的文人，因政治上的牵连，死于非命者便不可胜计。陆机、陆云、张华、潘岳、郭璞、刘琨、欧阳建筹人，即为统治者残杀。现实政治斗争的血风腥雨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则是逃避现实、全身避祸的隐逸思想的流行，诸多文人学士为躲避操戈攘臂的乱世法网的加害而屏息结舌，步入隐逸之途，以达到与世隔绝，忽忽无事的目的。干宝置身于这种历史条件下，却不与世浮沉，他采取正面揭露和大声疾呼的手段对现实社会进行锋芒毕露的批判，表现出超人的胆略和卓识。
东晋史家孙盛，亦不避强御，据实以书。他撰《晋阳秋》，起于晋宣帝，终于晋哀帝，一直写到当时事件。例如，３６９年（太和四年），桓温率兵北伐，至坊头（河南浚县）为前燕和前秦军所败，桓温自陆路奔还，北伐以失败告终。孙盛并不因为桓温在当时是掌握内外大权，左右朝政的皇朝显贵而对其坊头之败虚加讳饰，照样据实记载。桓温看了《晋阳秋》后，“怒谓盛子曰：‘坊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班白，而廷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尽管孙盛坚决不许更改自己的著作，但后来诸子还是偷偷地改了。孙盛在愤怒之余，私下严格按照据事直书的原则写定两本，寄于辽东慕容俊。太元中，孝武帝司马曜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与孙盛之于所改写的本子相对照，多有不同，书遂两存。
尤其是有些史家为求历史真实，别说饔飧不继，就是死难临头，也毫不介意。北魏崔浩与高允等人共撰国史，“叙述国事，无隐恶。”［10］因直书拓跋先世隐秘之事，崔浩被杀，夷三族，受牵连而死者１２８人。浩获罪时，世祖拓跋焘召高允曰：“国书皆浩作否？”允对曰：“臣与浩同作，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时拓跋晃为太子，诬允曰：“天威严重，允迷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高允当即反驳道：“臣谬参著作，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臣无此言。”其刚正不屈，令人钦佩。就连世祖也不得不慨叹道：“直哉！临死不移，贞臣也。”［11］
（二）立论持平、褒贬允当的治史标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是超然物外，不怀怨毒之情，不存偏私之见的秉笔直书的中正之士。尤其是在评价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的时候，更应立论持平、褒贬允当，不允许史家带有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感性倾向。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坚持立论持平、褒贬允当的治史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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