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齐萧子显身为南齐宗室，极端的功利主义促使他编撰的《南齐书》充满了曲笔不实之辞。他从本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对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宁愿舍弃史德曲笔处理，以博得最高统治者欢心。尤其是对其祖先极尽曲笔回护与溢美颂扬之能事。如对其祖父萧道成指使王敬则勾结杨王夫弑宋苍梧王刘昱一事，不予记载。又如为了抬高其父豫章文献王萧嶷的地位，为之作正史列传，置于文惠太子传之后，本无多少事例，却洋洋洒洒，铺陈粉饰至九千余字。至于《南齐书》对宋、齐革易之际史事的记述，曲笔更多。一场尔虞我诈、干戈相交的“易代之战”，在萧子显笔下竟俨然唐虞揖让光景，绝不见逼夺之迹。正如宋王应麟所说：“子显以齐宗室，仕于梁而作齐史，虚美隐恶，其能直笔乎？”［2］ 

    这些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而不愿秉笔直书的史家，用本来是公正无私、一视同仁的史笔写下了是非不平、褒贬不公的历史篇章。这一方面严重地损害了历史的真实，给后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设置了障碍。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生平簿上留下了点点污渍。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说句公道话，这些史家不只是应该受到道义的谴责，而且也应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不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们毕竟是生活在强权社会，特定的时代环境与社会结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具有今人开阔的视野与坦荡的胸怀，而只能是在个人的小天地里打转转。 

    （三）为一己之私利而故意任情褒贬。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史家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借修史之权以报个人恩怨，明知真相，偏作伪辞；任情褒贬，饰非文过。其具体表现是，假人之美，借为私惠；诬人之恶，持报己仇。如北魏史家魏收本是一个见“当途贵游，每以言色相悦”［3］的胁肩谄笑之徒。他撰《魏书》，每每借修史之权以酬恩报怨。凡参与修史诸人的祖宗姻戚多被书录，并且饰以美言，而“夙有怨者，多没其善”。他曾公开地说：“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4］魏收曾因受过杨休之的好处，因而感谢休之说：“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魏收于此真是说到做到。杨休之的父亲杨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污暴虐为中尉李平弹劾获罪。而魏收修史，却说：“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说：“李平深相敬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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