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新理新事以增益之。其硕师巨子穷年累月，孜孜于工场，兀兀于书室者，凡以此耳。此精神不独于高深研究见之，乃至平常课室之中，亦此精神所贯注。取譬于近，则如教科书之用，在东方尝由教者先讲释其义，学者乃退而读书。在西方则学者先读其未授之书，乃进而听教者之讲解。一则依赖在人，一则抽绎在己，其用为不侔矣。实验者，理必征实，语不涉虚，其在物质理化。所谓试验科学者，无论矣，乃至心理之微渺，教育之繁赜，亦以试验定其确否，而研究政治，攻治文史，亦必统计事实，综核理据，犹是实验精神之贯注耳。若乃科学本域以内，其注重实验，尤非东方所及。……彼盖以为是浅近之事实，可于书籍中求之，可于想象中求之，然去科学精神也远矣。（pp.110-111）
正由于教育的“最高目的与意义”在于“培养社会上健全与有用的分子”，所以任鸿隽把德育或健全人格的养成看得很重要。他表明，一个人的人格不健全，就是有了学问，与社会也不见得有什么益处。古人说：“士先识器而后文艺。”我们现在的教育的口号应该是：先人格而技能。再者，各个分子要能为一个较大目标而通力合作。假如几年的大学教育，不能养成一个合群、克己、合作的习惯，则是教育的失败！健全分子的增加和同心协力，那便是烦闷力量的减少，是生活力量的增进。（pp.466-467）也是基于这些认识，任鸿隽以为一个学校所能给予学生的最大影响，莫过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其余的都可以说是次要。所以，先生的良否实为造成学校环境的最大关键。（p.453）
关于外国影响和教学方法问题，任鸿隽在评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赞同考察团的下述意思：一国的教育，应该根据其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经济情形创造一种新制度，以求适合本国的种种条件，不可盲从外国，尤其模仿那文化经济和我们社会情形相隔太远的美国是不对的。但是，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在内地，私塾和新式学校并行不悖。在许多学校，虽然教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白话的新科目，但是教法还是和从前念四书五经一样，而且许多学生心理也还在那里做他们的洋八股、洋翰林的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考察团认为我们的学校教育过于外国化，实际上却是外国化不够。自然，我们所谓外国化，并不是说用外语讲授、学外国史地。我们所要的外国化，乃是功课的编制、教材的选择、教学的方法、人格的培养，是不是如外国学校的有目的、有办法？试看看我们中小学功课的庞杂、教法的呆板，正如陶内教授所谓“好像中国故意用教育使后代的人们呆蠢、神经失常和不快乐。”哪一件不是恰恰和近代的教育原理相反？我们参观过美国的小学教育，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注意养成学生的活泼精神和健全身体。但是我们的小学经验恰巧与此相反。这怎能说我们的教育外国化、美国化了呢？我们以为中国目下新教育的失败，一大半由于新的只在形式而旧的仍是实质。这种实质的改革，除欢迎彻底的外国化——即种种方法、精神的改革——无它道也。至于教学方法，他与国联报告的思路一致，极力反对违背实验精神及不合社会环境的一切教法制度，因为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精神方法相反的。（pp.458-461）
任鸿隽在教育中重视基本工具的训练和自学习惯的养成。他在四川大学开学典礼上讲道：要求高深的学问，必须具有坚固的基础，故本年度课程，对于基本工具的训练特别注重。具体言之：即在一二年级，必须将中国文、外国文及普通科学修读完毕，到三四年级时然后学习专门功课，免致好高务远，一无所成。所以，本校自本年度起，决定各院系一二年级定英文为必修课程，定国文为文学院一二年级、理法农三院第一年级之必修课程。本学期为免除教学上灌注式的弊病起见，除少数特别情形外，所有讲义决定完全废除。要大家多读书，多动手笔记，以养成自动的探讨研求的精神。（p.545）
任鸿隽不同意学校当以学生的利益为重、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的提法，也反对学生动辄革命。他径直指出，用民主国家的譬喻，归结到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是不对的。一个学校的存在，当以学生的利益为前提，但是这句话又可以发生问题。学生对学校的现状不满而提出改良的要求，不能不说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