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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科学校太少，培植出来的人才不够用，急需扩充。第三种是社会教育中之科学宣传。我国文盲既多，教育普及程度差，社会上一般人迷信过甚。在许多穷乡僻壤，人们以为疾病是鬼神作祟，甚至许多有崇高社会地位的领袖人物还在相信看相、算命、扶乩等事。这种缺乏科学常识的国民，在现今的世界里是无法生存的。故对于很浅显的一般科学常识教育，其需要应更甚于上述二项。然而，究竟应该如何推进科学教育，使之配合抗战建国事业，以达到克敌兴邦的目的呢？他觉得根本上应该：第一，训练好的师资。要认真提高师资训练班的训练标准，非但注重教材内容，还要注意教授方法。在职中学理科教师也要不忘自我教育，重视自己的教业，时时揣摩教授法。其次，供给好的教材。我们要编好的教本，制好的标本，好的仪器，办好的实验室，没有这几样东西，根本就谈不上科学教育。最后，对于推进科学教育有绝大关系者，就是科学研究工作。这不仅有益于科学本身，而且直接有助于提高师资和编好教材。对此，任鸿隽在它处还有一段话讲得恰到好处：“拿任何一种科学作例，必须自己作过一点独立的研究，然后对于科学的原理和精神，有一个深切的了解，教起书来，自然头头是道，能引起学生的兴趣。”（p.453）
任鸿隽早就洞若观火：中国当时的科学教育，至少有两大缺点。一则专注重科学之传授，而不问科学之研究。一则仅以研究之事委之学校，而不别求直接有效之途径也。（p.283）他进而剖析了科学教育大部分皆属失败的原因：岂不曰讲演时间过多，依赖书本过甚，使学生虽习过科学课程，而于科学之精神与意义，仍茫然有得乎？则试问之今科学教师，何以只知照书本讲演，岂不以彼所从学之教师，其教之也，亦如是则已乎？如此递推，至于无穷，然后知无真正科学家以导其源，欲科学教育之适如其分，不可得之数也。换词言之，即有科学乃有所谓科学教育，而国内学者似于此点，尚未大明了，此一事也。其二则为对于科学之误会，对科学之真意和价值动觉隔膜。(pp.309-310)他还揭示出：“中学及大学教育的过于偏重讲演与课本，都是与科学的精神方法相反的”（p.460）。
科学普及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任鸿隽对此十分重视，他一生亲自撰写和翻译了诸多普及性的科学文字。他内心早就孕育着在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中介绍科学的最佳方案：
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故所谓科学者，决不能视为奇技淫巧或艺成而下之事，而与吾东方人之用考据方法研究经史无殊，特其取材不同，鹄的各异，故其结果遂如南北寒燠之互异耳。同时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盖科学既为西方文化之泉源，提纲挈领，舍此莫由。绍介科学不从整个根本入手，譬如路见奇花，撷其枝叶而遗其根株，欲求此花枝发荣滋长，继续不已，不可得也。（p.683）
显而易见，这里的“枝叶”指科学知识和科学应用，而“根株”则指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任鸿隽深知科学普及的难处和重要性。他说，想把一个颇为抽象的科学主题，拿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困难是很大的：他或者把问题的中心隐藏起来，只拿肤浅的方面或模糊的叙述给读者，使读者心中发生一种被骗的了解幻象；或者他对于问题说得那么专门详尽，使没有训练的读者，无法了解他的说法，也就没有勇气再读下去。假如把这两类通俗科学文字除去之后，留下来的是何其之少，但是这一点点却是真正难得的、极有价值的东西。使一般人有机会去经验——自觉地和理解地——科学研究的成果和努力，是极端重要的事。每一个科学研究的结果，由几个同行专家拿了起来精研、应用，还是不够的。把知识的整体局限在少数人的中间，将使这个民族的哲学精神失去活泼、生气，同时也将引到精神上的贫乏。（p.649）
(三)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
任鸿隽有多篇文章专论或涉及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他考察了西方大学的起源，谓西方称大学在英语曰University，德语曰Universität，法语曰Universitos。在12 世纪时，一称学校内之一群人，有授学位之权耳。其后学校组织愈完，规模愈备，乃为学校之专称。其义为大、为通，盖言无所不备矣。故设科不完者，盖不得为大学。大学与分校（College）异。分校为教授一科或数科之处，大学则必萃人类所有知识以设教。是故其教为高等以上之教育，而其科目不出一科或数科者，则皆谓之分校。其分校所授关于某项执业如工、商、医、律者，则谓之专校。必合各分校与专校而总汇之，乃得谓之大学。自组织上言之，分校为大学之一部，大学为分校之全体。分校与大学，盖一而二，二而一。他追寻了大学发达的原因与知识和财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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