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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吾学术思想之大要，历史推迁之陈迹，不可以不知。属辞比事，笔于手而出于口，所以自尽其义之术，不可以不能。此其事之重要，有二故焉。一则知彼而不知己，不可以为完全学者。一则留学之职在于贩彼所有，济我所无。负贩之道，在利交通。国学文字，所以为沟通彼此之具也。今以吾国土地之广也，人民之众也，待举之事之繁也，而留学各国者，无过数千百人。骤观之，其数若庞然可骇。及其归也，如以杯水益巨海，泯然于若有若无之间矣。将大增留学之数乎？自教育方针及国家财政言之，其势复有所不可。其唯一补救之方法，则曰吾留学者一人，而可收数十百人之效而已。夫留学者一人，而可收数十百人之效，其事在此一人，能以其学传播于数十百人。非其国文能著书立说，自达其意不为功。吾闻西洋留学生归者，令为教习，所授则旁行书也，所讲则外国语也。如是则与外国学者何异？夫外国学者虽众，不能有益于中夏学界，彰彰明矣。（p.8）
任鸿隽早在1914年就慨叹留学生归国无用武之地：“吾留学生囊橐数年之讲章实习以归，归而无学校足供砥砺也，无图书足供参考也，无工场足供实验也，无师友足供切磋也。而又张冠而李戴，削足以就履。数年之后，尚有丝毫学理，储其胸中耶？”次年，他通过椷札之所涉及，报章之所披露，列举了留学生有代表性的三类例子：或学成而归，可谓少有可用之才；或不亟于改换脑筋，归后一接旧社会，旧习惯，将旧病复发，不可救药，博弈饮酒以终日；或考试留学生，续科举之余习，使人才集中于仕途。针对第一类，他发出诘问：“才而不用，则安用才为，安用其遣学之为？”针对第二类，他喟叹：“不暇为吾留学生惜，为中国前途痛也。”针对第三类，他强烈表示：
吾谓科举之为害，不仅在所以考之者非有用之学，乃在率天下之才智，而入于政治之一途。人才集中于政治一途，则社会上事业固失。而所以应考者，陈纸空谈，即所谓莅民治事，亦非所习，则政治之事又失。今之留学生，固不仅从政之才，而多致力于工商、制造之学，以此散之四方，从事于生利事业，则社会改良庶几可望。今政府乃以考试一举，集数年中之留学生，而置之部曹闲散之地，是名用而实锢之也。即用得其所，而注全国有用之才于政治一途，亦岂计之得者，政府已矣。吾愿留学归国诸君，稍稍留意于社会事业，而勿以考试为终南捷径，作金马门避世之想，则国事或尚有望乎！（pp.49-51）
任鸿隽对实业留学生回国后用非所学极为关注。他考察和统计了数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麻省工业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就业情况：真从事于实业者，不过全数之半；即从事实业矣，亦不过受庸于已成之实业，岂能自创一实业，为国家开生利之源者，盖渺乎未之闻也。夫有实业人才而无实业以用之，有才亦等于无才。既无坐享成功发挥所能之地，何不自创实业而自用其能，即实业人才当用社会也。实业人才之所以未用社会，除包括无资本佣值等等之外，在于实业人才在求学时无实际问题以供研究。于是，既兴之实业，唯有常守旧法，不事改良；未兴之实业，莫为之创，亦终古无由发生。合两方面观之，留学外国者，有研究实业之机会而苦无材料，国内实业家有材料而苦无研究之人。两方面不能相互为用，乃至两败俱伤，其原因在于缺少一介绍机关。再者，我们要效法收效独多的日本留学生，他们出外留学时，皆具有一定之目的，对于欲研究的问题，先已知其大要，到外国专研究此事，归国即举措之耳。（pp.120-123）
在一篇论“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pp.509-511）的文章中，任鸿隽指出以前拿范围的大小作为大学的标准不切实际，致使大学还没有办到设立研究所的程度，派遣留学生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补救方法。但是，长此继续下去，则国内的大学永远只能给外国大学作一个预科。尤其是，在目下留学政策盛行的时候，凡在学校成绩较优，学问欲较高的毕业生，谁不愿意去应留学考试，而偏要死心塌地地在本国学校做一点研究工作？所以我们的留学政策，直接有碍于大学研究所的发展。其次，也要考虑一下经济问题，留学生费用巨大，用其半数于研究所，十之有八不愁设备与经费无着了。但是，国内若没有可以代替外国大学为我们制造专门人才的机关，则停派留学生即等于断绝了自己上进的道路。他提出的对策是：有必要恢复30年前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的风气。从前因为国内无人，不能不请外国学者来教我们初步的学问；现在因为国内已有相当的人才，尤其要请外国学者来引导我们做专门的研究。从前请外国学者，可以说是浪费；现在请外国学者，可以说是经济政策。问题是我们所请到的是不是真正的学者，能不能做我们的导师罢了。
[参考文献]
关于任鸿隽的生平、贡献和年表，请参见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张久村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71-771页。以下引用该文献时只在正文注明页码。
请参见李醒民下述专著有关论述其人教育思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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