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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
任鸿隽对对选科制的说明是：选科制者，校中设各种学科，而无一定课程，学者得自由选择其所好之科而学之之谓也。东方高等以上学校，科目课程有定，入校则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不问何科当取，何科当舍。入西方大学则不然，只有一泛漠之目的，至于专攻之门与寻致之途，一切处于学者之自择。欲行选科制，必其以下三者：学生虽无一定科目而有一定量之工课（unit），达不到者不得卒业；此一定量工课必有一部分属于一门；各科皆有教者为学生顾问（adviser），学生择科时得咨询之以定选择方针。选科制其利不可胜道，今约举之有七：学者得自由发展其才能以达最高之域。高才之士不为一定课程所束缚，得发挥其天纵之能，以登峰造极。中人以下，亦得就其性之所近勉强学问，日进有功。其于才性之发舒，精力之节省，两有得焉。其利一。学者得均受各科教育以成全才。有一定课程者，既欲求备欲一门之中，即不能旁涉它门之藩。是故习文学者或不暇问津于自然科学，而业专门者，其研究囿于方曲，亦无暇涵养文学趣味，此非教育之本意也。选科制不然。其未在执业专门者，其时间甚裕，其可选之材甚广，固可洽学赅览，尽博文圣通之能事。其利二。便学者时间之利用。其利三。增学者对己之责任心。在选科制下，所习科程由一己自由意思主之，从而可增强其责任心，而责任心乃成材不可少之要素。其利四。观摩之广。因各科学生变动不居，固一班之中，各级之人与各科之人具备，言谈微中，足以广益。其利五。教育之竞争。有选科制之校，其教科之良否，不益其课程为断，而益其科目为断。故其校某科而良，则学者云集。而不良者，讲室之门可罗雀矣。良楛易彰，教者益奋，而教育乃因竞争日益发达。其利六。管理上之便易。其利七。选科制虽善，行之亦有难者。主要是须人才与财力，学者与教者须皆臻众盛，学者须有自觉之智力，研几之决心。不过，此三难者，皆教育幼稚时固有之现象，及其既达，必经此制。此制未行，终非教育之盛，而未足尽作人之道。（pp.108-110）
关于大学讲授科学课程多用外国课本且用外国语讲授问题，任鸿隽在1918年就有自己的看法：“此吾以为期期不可者。吾所以反对用外国语文讲授之理由，不特因语文隔阂，学者不易了解，即了解矣，亦用力多而成功少。抑且言及科学，学者本有非我族类之感想。设更用外国语讲授，则此种学问将终被歧视而不易融合为中国学术之一部分。”15年后，他对讲此话的原因作了说明：因为当时的理科教育尚在萌芽，程度稍高的课程，便非依靠外国教本不可。因为用外国教本的原故，教者也就自然而然地用外国语来讲授，以图清楚与省事。但是这样的教法，于中国的科学教育的前途有极大的障碍，是不消说的了。理科课程的中国化，非先有中国的理科教本不为功，而在当时科学教育方在萌芽的时候，用外国课本和用外国语讲授，或者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对全国立案的大学理学院的三分之二、立案高中的二分之一作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使他惊诧不已的，自然是各科的外国教本所占成分很大。他认为，这个现象，不能说是偶然的，无关宏旨的。它至少证明我们这十几年来，尽管大吹大擂地提倡科学，但是对这一点最小限度的科学教育工具，还不曾有相当的努力。它证明教课先生只知展转负贩、坐享其成，绝不曾打定主意做出几本适合国情的教科书，为各种科学树立一个独立的基础。它证明我们学校组织不完善，使我们的许多科学家，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消磨在课堂教室口讲指画之中，绝不让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著述工作。它证明我们多少教育家宁愿把闲暇时间消磨在麻将电影里面，绝不会把科学教学的工作，当作一件重大的教育事业。从调查表可以看出，吾国近年出版的大学高中理科教科书，实在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多，而得到教授先生采用的，不过寥寥几种。这个现象只有两各理由可以解释：一是教者及学生还不曾摆脱崇拜西文的心理，以为凡学科能用西文原书教授，便可以显得它的程度特别高深。于是即使在中文里有同样可用的书，他们也宁愿舍中而用西。二是中文出版的书实在太差了，而且选择又少，不容易满足各个学校的特别需求，所以不得不取材于异域，这个理由似乎更重要些。调查还表明，凡大学高中采用的西文教科书，都是美国出版品，绝无欧洲各国出版的教科书搀杂其中。任鸿隽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有些国家如德、法，因为文字的关系，他们的教科书不易受我们的光顾倒也罢了，至于英国出版的各种理科教本，未必就无一本比美国出版的好些，可供我们采用？这可以见得我们即使在采用他人现成的教本方面，也不曾尽得采访选择的能事。（pp.468-472）
关于留学政策和留学生问题，任鸿隽也有自己的一系列看法。作为一名较早出洋的留学生，他在赴美不到半年就发表文章，阐明留学生在中国欲承担建立学界之责任，必须兼通国学方可：
于忠于所学之外，尚有一不可不备之要素焉，则其人必兼通国学是也。吾所谓国学，固非如经生老儒，钻研故纸，穷年矻矻，至死不休者。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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