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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合法的道路，也许是唯一的道路。不过，学生既非人民，学校也不是国家。一个学校除了教职员外，总得有一个管理主权的机关：在官立学校是政府，在私立学校是董事会。这自然有了一个最高的请诉所，而无所用其直接的革命行动。直接的革命行动，未必能与学生的利益相符合。因为知识、年龄种种关系，学生的利益，不见得是学生本身所能谋的。那么，学校的主人翁究竟是谁呢？他认为主人翁更不是校长、教员。他的回答令人匪夷所思：
我们以为学校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设立的多元组合体，不能任意偏重一部分而抹杀其余。若不得已而要指出一个东西来做学校的主体，我们以为只有“学术”两个字可以当得。学术确实是学校目的的所在。凡是与学校有关系的，无论教职员也好，学生也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工作。凡是对于学术有贡献的，无论教员也好，学生也好，我们都可以说他代表主体的一部分。（pp.440-441）
针对当时一些学校由择师自由动机引起的风潮，任鸿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这个看来既是新鲜的题目，自然很容易引起青年的热情不知不觉地起而为它奋斗。不过，它在理论上讲不通，在事实上做不到。说也奇怪，我们中国人神龛上供的五位尊神，只有师一位是有选择余地的。择师既然本是自由的，所以向来就没有人想到“择师自由”的话。如此说来，“择师自由”即使不是舶来品，至少也近时的发明。如其还有相当的意义，必定与学校的组织不能分离。不过无论怎样持放任主义的教育家，从来不闻有主张小学生有择师自由的，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知识与能力。大学高年级学生，他们不但能判断教师的良否，并且能知教师学问的底细，而大学低年级学生和中学生则做不到这一点。前者对自己学问的前途早有过相当的考虑，择师问题早已解决，近年学潮未在大学高年级或研究院发生过，就是明证。照此看来，用得着择师自由的似乎已不必要，而闹着要的似乎又用不着。任鸿隽在这里提供的可行方案是：与其择师，不如择校，这是行使择师自由的简便办法。进学校之后，再发现教师不行，还可以向校方提出合理的要求。若当局不听，唯一的方法是退出学校，然后在校外以个人的资格披露学校腐败和教师不称职的事实，以求社会上的公正评判。这样，在个人方面可以达到择师的目的，在学校方面也不至演出学生选举教员的怪现象；至少不至于如罗兰夫人所云：“自由，自由，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pp.501-504）
1930年代，社会上有一句最流行的话：“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作为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任鸿隽对此八面玲珑的口号不以为然。他说，照这句话的意思，救国读书，随兴所至，不必顾虑哪一件事的成功与否，而同时又可以兼筹并顾，这是多么便宜的事！须知，无论读书还是救国，都不是用半冷半热的态度所能做到的，我们有必要把我们目前的道路认清。不用说，救国是我们的最高责任，尤其是在血气壮盛、感情丰富的青年，所有一切都可牺牲，何况读书的一点小事？不过在决心离开学校，加入救国之前，我们至少要问我们两件事：我们的主张，果然是我们深信不疑的吗？我们的方法，果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吗？这两个问题若不能解答，所谓救国事业也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还不如埋头读书，究竟还晓得我们自己做什么事。首先，学生们的主张并非深思熟虑。如1925年“五卅事件”某大学贴满了“打倒英国”、“直捣伦敦”的标语——我们搜索不到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1928年五三事件学生界的标语是“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界主张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不晓得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抵抗强日？这些没有征引价值的主张正可以表示我们学生界知识的幼稚，谁也不肯相信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而这却是牺牲读书换来的成绩。其次，学生表示主张的最后办法常常就是罢课。可是罢课只是吃了砒霜药老虎的办法，拿自己的损失，来促他人反省。然而，他人若不反省，这个方法就失其效用。他人不但不与我们休戚相关，而且以我们的损失为利益，则这个方法完全失其意义。除非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计划，可以偿罢课的损失而济其穷，则可断言罢课必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最后，任鸿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把学生救国的目的和方法弄清楚了，才可以进一步来决定对于救国或读书的态度。我们以为对于救国的方法，已经有了坚深信心的，他们尽可尽力去做救国的事业，不必拿读书来做幌子。对于救国的方法，还不曾有坚强信心的，我们以为要以读书充满他们的知识，养成他们的信心。我们可以改定前面的标语说：“读书即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pp.442-443）
任鸿隽把教育看作是终生的事情，是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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