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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得心知其意之工人。3）实业教育之组织，当以其目的以定学科之范围，设备之繁简，铺张门面，与因陋就简，皆非事之善也。4）实业学校之教师，当取老于实业之人。此理甚明，然行之非易，一以适当之人不易得，一以即有其人亦未易罗致也。任鸿隽还就中国实业教育现存问题做了分析，提出注重高等（非谓中等以下无足轻重）、以切于实用为贵的看法。（pp.124-132）
任鸿隽对农业教育似乎情有独钟。农业教育是什么？他用简单的一句话做了回答：是利用科学的研究，以求农业的进步。故农业教育是应用科学的一种，这是第一个重要性质。第二，农业的性质，无论什么新法与研究，要有大规模的应用，然后有效能可言。所以农业教育的最后目的，就在它的最大应用。这两点若不顾到，而高谈农业教育，是无异于扪龠谈日的。他进而表明农业具有与工业教育的最大差别在于，工业教育的最大目的，在造成几个工业家以建设一些新工业。农业教育的目的，若仅仅在造成几个农业家以设立几个新农场，不用说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即使达到了，我们仍不能说是农业教育的成功。因为农业教育的效用以普及于多数农人为目的，少数人的独善其业，于大体是没有多大影响的。由此观之，国内的农业学校，都不免有两重大失败。一是现今的农业学校不能造就农业专家。一个农业专家，必须自己来自田间，或者对于农事工作有相当的关系或经验。但是现在的学生，与此不沾边，学成之后去干祖传的“士”的职业或做任何不用手而用脑的工作。另外，农业学校自身和实际农业的隔离。学生只从书本学习舶来的或理论的知识，回到乡间就有邯郸学步之叹。农业学生不能业农，不能不说是农业学校的第一个失败。由此引出第二个失败，那便是农业不能改良，不能把研究结果利用于大多数农家。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农业学校的职责：造成研究的人才，养成许多推广的人才。第一种人才，是属于学术研究的，需用较少，但造就较难。第二种人才是属于组织及行政的，需用较多，但造就较易。一个农业学校，最好能兼筹并顾，尤其要办好学术事业。任鸿隽进而阐明了农业教育的三个阶段：关于学术的教育，关于训练人才的教育，关于普及农民的教育。他说，从现在的眼光看，就是劈头要承认农业可以用学术来改进，而不是完全靠天吃饭，或是墨守旧法，故农业教育是近代教育统系中的一个苍头特起的异军。学术研究，是农业教育的根本，但在事业性质上，不能像一般教育之过求普及，不能降低程度标准。要把少数专门研究之结果，应用到成千累万的农家，这是农业教育的第二个问题。推广人才的养成所，可以是高等农业学校或农事试验场，他们对于农业的专门技术，有相当的心得与训练，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在实际研究的空气中养成出来的。普及农民的教育似难而实易。困难的是农民人数太多，知识太低，不能强聒不知，家喻户晓；容易的则是农人所注重的是实际利益，有利之事自然会争先恐后，服从指导。研究之事应属于学校，推广实行之事应属于试验场。根据目前情况，应有轻重缓急，前者应取集中政策，后者应取普及政策，二者应该相携并进。此外，农业学校的当局和教员应当使他们久于其位，非有万不得已的事故，不可轻易变动。因为一种农业的试验，每每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结果。动辄人事变动，往往使其功亏一篑。（pp.444-450）
任鸿隽对师范教育的存留与否也很关注。他通过考察中国师范教育的历史沿革，提出师范教育是否必须要一个特殊的大学来实施与进行？也就是现今师范大学所施行的训练及研究是否可由普通大学来代替？他的讨论从师范教育的内容入手。在他看来，师范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知识的本身，如外国语、国文、算学、物理化学等等，这是所以为教的。一是技术的训练，如某科的教授法，某种教材的选择运用等等，这是所以行教的。一是教育学的研究，如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等，这是教授法、教材选择等等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成为少数学者的专业，普通做教师的人，自然不能不有相当的了解，但不能作为一种普通的训练。知识的本身，实在看不出普通大学与师范大学有什么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地方。技术训练也不是两种大学的分别问题，而是某大学的教授是否良好的问题。教育学的研究，有蔚成专业的可能，对其研究应该而且必要，在普通大学中研究并不比在师范大学中吃亏。他得出的结论是：凡现今师范大学所施行的训练与研究，无不可拿普通大学来代替。自然，这并不是说普通大学的功课即等于师范大学的功课，而要经过相当的斟酌损益，方能适合于师范教育。可见在原则上，师范教育可以在普通大学进行。至于实际改革应该如何着手，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pp.451-455）
（四）有关教育的几个具体问题
作为一个具有新颖教育理念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家，任鸿隽不时就许多与教育有关的政策问题、具体做法发表议论。这里，限于篇幅，我们仅仅涉及一下他关于选科制、利用外国教材、留学生政策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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