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高敏：《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一》，《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95—97页。

③于振波：《走马楼吴简中的“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2—147页。

一  两汉财政调度向魏晋户调制的演变

    唐长孺先生在研究户调制的起源时曾指出：“关于‘调’的这个名词，我们在汉代可以找到其渊源”。“西汉时已用调字，其意为调度调发”，“曹魏的户调绵绢乃是沿袭两汉的名称与征纳方法，加上东汉赋钱折变之制，而将其固定化与普遍化”。①

说魏晋的户调制由两汉的财政调度演变而来，无疑是正确的。但两汉的财政调度是怎样演变为魏晋的户调绵绢，却须作更细致的研究。研究两汉的财政调度向魏晋户调的演变，必须从两汉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国家消费的内容在实物形态上的不平衡与各地区财政收支状况的不平衡说起。我们知道，西汉的常税主要有田租、刍藁、口赋、算赋等，其中以田租、口赋为主体税种。田租收谷，为实物税，刍藁税收刍藁实物，也是实物税，但可折钱谷；口赋、算赋收钱，为货币税。从实物形态上讲，钱与谷是汉代常税最主要的两色。②西汉贾捐之说：“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③正反映了汉代常税以钱、谷二色为主的实际情况。汉代政府财政支出的项目很多，最主要的应是官俸、军费、皇室消费等。汉代官俸包括俸粮与俸钱两种，有时也直接以布帛为俸，军费开支最主要的就是供给士兵的粮与衣，皇室消费最基本的也是衣与食。显而易见，政府实物形态的消费以供给衣食的谷与布帛为最主要的两大宗。政府收入的主要是钱与谷，而其消费则主要是谷与帛，这其中的矛盾即使在国家财政收支总量上富有盈余时也是显见的。这种矛盾就必须通过政府的财政调度来解决。

各地区的财政收支情况也不平衡，如屯有重兵的边地，虽也有田租、口赋、算赋的收入，但由于边地人口稀少，耕地较少，田租、口赋、算赋的收入有限，常常不足以应付兵食、兵衣所需，这也需要通过大司农的财政调度来解决。还有地区间的丰歉不常，也常要大司农调有余以补不足。

    两汉史籍有关大司农调有余以补不足的记载很多。如元鼎二年(前115)关东大水，饿死者以千数，武帝便诏“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④初元元年(前48年)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⑤鸿嘉四年(前17年)，黄河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遣大司农非调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⑥永初元年(107)，因黄淮下游水灾，诏“调扬州五郡租米，赡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邳、山阳”，永初七年“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⑦这种财政调度实际上只是政府调拨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的库藏以供给国用，反映的是国家在地区和部门间平衡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一种财政关系，而不涉及郡国与编户齐民之间的赋税关系，与赋税制度本身并无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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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长孺：《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59—84页。

②常税之外的更赋，也是收钱。少府主管的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征钱。

③《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32页。

④《汉书》卷6《武帝纪》，第182页。

⑤《汉书》卷9《元帝纪》，第280页，以上二例虽未用“调”字，但无疑亦属财政调度范畴。

⑥《汉书》卷29《沟洫志》，第1689页。

⑦《后汉书》卷5《安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8、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