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看，正常的财政调度向横调、横赋敛演变与财政危机密切相关。两汉曾出现过三次严重的财政危机。第一次是汉武帝因广事四夷而出现财政危机。当时汉武帝主要是通过增加口钱、盐铁官营、入粟拜爵、入粟补官、算缗告缗以及其他杂赋敛的方法来增加财政收入。因为增加了财政收入，所以其均输系统基本上能维持赋钱市物的办法，而较少出现横调度和直接向民户摊派调物的情况。

    王莽时期，再度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此时，在边郡战事告急，军费无着的情况下，羲和或纳言的财政调度根本不问郡国库藏是否丰赡，是否有物可调，或有足够的赋钱市买调物，而只是根据需要下达调度令，这种超出正常财政调度范围的横调度，最终只能由百姓来承担。这么一来，“调”一词，便从财政范畴的概念，逐渐向赋税范畴的概念演变，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单纯的财政调拨关系，演变为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调拨关系与地方政府一郡国编户齐民之间的赋敛关系的双重关系。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它只是例行应调，③但对编户齐民来说，无疑是新增加的负担。横调、横赋敛不仅变成民户的经常性负担，而且常常是民户比常税更重的负担。但在形式上，它还不是正式的赋税，还没有固定的税额或税率，还没有通行于全国的税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根据财政学理论，与其他财政收入方式相比，税收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有确定的税则、确定的征税对象，以及统一的税额或税率)。“同时具备这三个特征的，就是税收；否则，就不是”。参见邓子基、邱华炳主编：《财政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②东汉时常向王侯公卿与富户征调，与东汉时财积私门有关。

③地方官吏借此中饱私囊之事在吏治不肃之时，自然也是常见之事。

东汉后期，因政治原因与战争原因引起的财政困难与财政危机持续的时间更长，也更严重，横调(不以库藏丰赡为前提的“调”)、横赋敛(常税之外的各种征敛)越来越多。即如时人所说“特选横调，纷纷不绝”、①“调广民困，费多献少”。②横调与横赋敛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⑧虽然有时仍保留用钱市买调物的形式，但实际上多不给值，而是敛及百姓，或征钱以市调物，或直接向百姓摊派调物。东汉时期，由于横调越来越经常，横调与横赋敛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所以时人常将“调”与“租”或“赋”并称。以至于临时性的免“调”，与免“租”、“赋”一样，反倒成为一种施惠于民的一种德政。如《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中元二年(公元57年)：“秋九月，烧当羌寇陇西，败郡兵于允街。赦陇西，囚徒减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调。又所发天水三千人，亦复是岁更赋”。又如《后汉书》卷7《孝桓帝纪》：延熹九年正月诏：“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灾异日食，谴告累至。政乱在予，仍获咎征。其令大司农绝今岁调度征求，及前年所调未毕者，勿复收责。其灾旱盗贼之郡，勿收租，余郡悉半入”。④东汉灵帝时，谏议大夫刘陶见“天下日危”，“忧致崩乱”，也以“急绝诸郡赋调”为言。

东汉末黄巾起义后的军阀混战，导致经济崩溃，正如《三国志》卷1《武帝纪》引《魏书》所言：“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为了稳住自己的根基，曹操除了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实行屯田外，又开始整顿赋税制度。不迟于建安五年，曹操在自己控制的兖、豫地区实行按户征收绵绢。《三国志》卷23《赵俨传》载：“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诣太祖，太祖以俨为朗陵长……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俨见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诸郡并叛，怀附者复收其绵绢，小人乐乱，能无遗恨。且远近多虞，不可不详也。’通曰：‘绍与大将军相持甚急，左右郡县背叛乃尔。若绵绢不调送，观听者必谓我顾望，有所须待也。’俨曰：‘诚亦如君虑，然当权其轻重，小缓调，当为君释此患。’乃书与荀彧曰：‘今阳安郡当送绵绢，道路艰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穷，邻城并叛，易用倾荡，乃一方安危之机也。且此郡人执守忠节，在险不贰。微善必赏，则为义者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