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后汉纪》卷20《质帝纪》亦记：汉桓帝和平元年(150)，侍御史朱穆谏梁冀日：“今宦官俱用，水螽为害，而京师之费，十倍于前。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觳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户口既少，而无赀者多，当复割剥，公赋重敛。二千石长吏遇民如虏，或卖用田宅，或绝命捶楚，大小无聊，朝不保暮”。④说明桓帝在位时的调绢帛等，虽仍保留市买的形式，所以有官府无现钱之说，但实际上是“重敛”民户以应调。《后汉书》卷62《荀爽附传》载：汉桓帝延熹九年(166)，荀爽对策陈便宜曰：“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从官侍使复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禀粮，耗费缣帛，空竭府藏，征调增倍，十而税一，空赋不辜之民，以供无用之女，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隔塞于内”。说明汉桓帝晚年的征调仍是赋敛于民。但荀爽未明言此时的征调是否仍保留市买形式。

司马彪《续汉书》卷1又载，中平二年(185)，“收天下田，亩十钱，以治宫殿。发太原、河东诸道材木，黄门常侍断截州郡送材才、召掌主史谴呼不中，退卖之，贵戚因缘贱买，十倍入官，其贵戚所人者，然后得中。宫室连年不成，州郡因增加调发，刺史、二千石迁除，皆责助治宫钱，大郡至二千万。”⑤《后汉书》卷31《陆康传》又载：中平三年三月，“灵帝欲为铸作铜人，而国用不足，乃诏调民田，亩敛十钱”。《三国志》卷8《公孙瓒传》注引《魏书》则记：“灵帝时，南宫灾，吏迁补州郡者，皆责助治宫钱，或一千万，或二千万，富者以私财办，或发民钱以备之，贫而清慎者，无以充调，或至自杀”。由此可知，东汉灵帝时修南宫，“收天下田，亩十钱”。这次收钱虽未称作“调”，但其性质乃至数额，与为铸作铜人而调取民田亩十钱一样。而且，为修南宫而向官吏征收的“助治宫钱”，也明确称作“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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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符《潜夫论·实边》亦载：“前羌始叛，草创新起，器械未备……而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又放散钱谷，殚尽府库，乃复从民假贷，强夺财货。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匮竭”。

②《汉书》卷99中《王莽传》，第4145页。

③《汉书》卷99下《王莽传》，第4150页。

④《后汉书》卷43《朱穆传》作朱穆谏梁冀曰：“顷者，官人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搒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或绝命于篓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将军结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叹嗟”。

⑤汪文台辑：《七家后汉书》，周天游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

    上述这些征敛虽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但仍只是临时性的，而不具有固定性，有的甚至在形式上仍保留市买形式，所以也都还不具有正式赋税的基本特征，①而属于横赋敛。

(三)直接向民户摊派调物。直接向民户摊派调物的做法始见于王莽时期。《汉书》卷99中《王莽传》即载：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下半年，王莽“复下书曰：‘……其以此年(按指始建国五年)二月建寅之节东巡狩，具礼仪调度。’群公奏请募吏民人马布帛绵，又请内郡国十二买马，发帛四十五万匹，输常安，前后毋相须。”王莽此度所调的布帛就是摊派吏民承担的。

东汉末，这种情况更常见。《后汉书》卷103《五行志》即记：“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说明桓帝在位时的调物至少有一部分(如车、马)是直接向吏民征实的。袁宏《后汉纪》卷26载：献帝中平元年(184)以后，盖勋为汉阳太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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