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出生于德国的魏特夫，显然受到了“东方主义”的熏陶。他从亚当·斯密和穆勒等人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的专制组织和灌溉农业相互关联的思想中受到启发，提出了“治水专制主义”的观念。受韦伯的中国“对治水以及君主官僚制直接统治的依赖似乎曾经是决定性的平衡力量”④等思想的影响和启发，魏特夫开始系统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治水社会和治水国策的特点。和韦伯一样，东西方社会比较研究贯穿魏特夫著作的始终，《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副标题“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说明了该书的特点。

魏特夫的研究是在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东方主义理论前提下进行的。他对东方社会的认识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和基础，也以西方的社会发展现实为价值尺度来进行总结的，这就使他的阐述缺乏客观性，有时甚至歪曲历史事实。他在将东方和西方进行比较后认为：“东方的专制主义肯定比西方的专制主义更为全面，更为暴虐。”⑤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希特勒专制独裁政权的暴虐是人类20世纪经历过的最残酷的恶梦，魏特夫对此“视而不见”，显然是受东方主义意识影响的结果。魏特夫的研究潜意识中笼罩着浓厚的“东方主义”情结，尽管他对东方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可由于骨子里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预设，使得其研究大打折扣，一些结论和认识经不起推敲和历史的检验。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②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4—76页。

③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④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9页。

⑤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导论，第11页。

    2．“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

    把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使用比较的方法描述世界，在西方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早在古典时期，希腊罗马人就在与东方人的接触、碰撞中，建构了作为自己对立面的“东方”形象。①从此，东西方二元对立作为一种分析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成为不少西方人的思维定势和潜在意识。当这种思维定势与东方主义结合起来后，它便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和问题。    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运用了比较方法。从印度、中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拜占廷、俄国到拉丁美洲，甚至夏威夷，都把它们视为东方社会。通过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欧洲、美国、日本)、东方社会内部的比较，他建构出来的东方治水社会的专制主义特征十分明显，而且带有地域性的特点。但问题是，他使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方法，并不能涵盖和准确描述东西方社会的历史实际。例如，他把“服从”说成是东方专制社会中公民的美德，没有看到在西方的斯巴达和罗马，在尚武的社会环境下，“服从”同样也是其公民的重要特点。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曾经提到，有人声称斯巴达人只知道如何服从，不懂怎样指挥。当有人说斯巴达固若金汤是因为国王善于指挥时，斯巴达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