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第163页。

②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第237—240页。

③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④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595页。

⑤转引自张雄：《现代性逻辑预设何以生成》，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28—30页。

    4．静止、片面的眼光看待问题

魏特夫何以把东方与西方看作是有那么大差异的不同社会呢?从方法论上讲，这在于魏特夫视东方社会为停滞的社会，而他得出这一结论的关键则是拿现代的西方作为衡量尺度和标准。也就是说，魏特夫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用静止或停滞、片面的眼光看待东方社会，由此得出了与中国实际不相吻合的结论。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处于高度一统的“专制统治”之下，这其实是一种“误导”，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经济绝非长期处于静止停滞状态。从政治层面来看，中国并非一直处于“专制统治”之下。王家范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巨大的政治转型。一次是西周时“分封制”，实行贵族政治下的地方分权统治；一次是秦始皇一统天下，由“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君主专制统治”所占历史并不长，极端君主专制还不到六百年。①在经济层面，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自唐宋时期转型，进入“近世社会”，是“实物经济的完结期与货币经济开始的转折时期”。②欧美学界也盛行“宋代经济革命说”。中国有些学者虽不赞成把宋代的经济成就高估为革命，但并不否认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③针对学界存在的“明清停滞论”观点，国内外学者以大量的史实进行了反驳，有人进一步提出了“清代经济是中国封建统治的高峰”的观点。④凡此种种都说明，“专制主义”和“停滞说”不能确切地阐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在我们看来，各个社会在回应环境挑战时，往往会形成合乎理性的制度设计，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作出调整或改革，因而根本就不会是静止不变的。如果简单地拿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或成功来比较与解释东方社会所谓的停滞或失败，其结论注定是不合逻辑和错误的。

①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第279—281页。

②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页。

③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④李华瑞：《关于唐宋变革论的两点思考》，载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9页。

三、超越东方主义的途径与方法

    魏特夫的研究，促使我们更多地思考在历史叙述中超越东方主义的问题。基于此，我们认为需要在历史学发展中坚持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

    1．用全球史观取代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的研究视角

“欧洲中心论”是欧洲资本主义扩展时代的产物。但随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欧洲中心论”日益受到批判，同时，也促使西方学者进行反思，试图用全球的眼光解释人类的历史进程。1955年，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的问题，并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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