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影响，以及近几十年中国史学界又在历史上记载的夏都城的山西河南的阳城、安邑一带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所以，现今中国的历史文本都将夏文明定在了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一带，则将历史上记载的大禹出生地的巴蜀地区及其大禹会诸侯且葬身的浙江地区划出了夏文明之外。这就是说，中国夏代时期，大禹是否真是西蜀之人，当时的蜀地是否是大禹建立夏王朝的基础之地，大禹是否曾经会诸侯于浙江会稽山，现在竟然成了学术界中的悬案，或者说是已经不被中国“正史”所载了。

二

　　四川本地人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大禹是确有其人其事，也从不怀疑大禹就是西蜀人，但是，大概是受到元明清三代的北方和东部学者怀疑大禹是否是出生在四川的“疑古”影响，四川的汶川县与北川县也各自引经据典开始争论大禹出生地的“禹里‘石纽”究竟应该在哪里。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几百年，在20世纪的80年代达到了高峰，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大禹故里应该是在四川北川县禹里羌族乡的“禹里沟”。而历史上记载的“禹出汶川”的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则因为没有北川那样多的“禹里”文物遗迹，在这场争论中处于了下风。笔者长期以来，常常去属于大禹古故里的岷江、湔江、大渡河、雅砻江等高原山区流域一带旅行，对大禹其人其事，自是有自己的视角与看法。

　　历史上记载的大禹有三个重大功劳，一是他生平完成了“丰水东注，唯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诗·大雅·文王有声》），建立起了重在疏导的治水方法，并从治水经验中总结出了“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的六府三事九功的和平文化文明模式。这个文明文化模式，不仅是后来中国各朝代的立国宗旨，且是中国文明文化的中心特征；二是他在当时中国各地区推广了“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尚书·吕刑》）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使人民进入了安居乐业的农耕文明文化时代；三是“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尚书·吕刑》），由大禹建立起了各部落方国之间的联合国家政体与相应的国家 管理制度。
夏、也就是“华夏”之国，是不是最早产生在四川呢？大禹又是不是象《史记》等典籍记载的那样是出生在“西羌”呢？也就是出生于现在四川的北川地区与汶川地区呢？笔者认为，随着近年来人们对上古巴蜀文化文明的历史遗迹的发掘，及其对巴蜀地区民族民俗的深入了解，应该说，答案是肯定的。

　　什么是“夏”？“夏”的文训之义，就是“中国之人”的意思。什么是“中国”？现在人们大多是从地理的“中原”位置去理解的，或者是从旌旗屹立的指挥“中心”去理解的。但是，“中”在汉语里是“上下通和”的意思，这就是说，“中国”在上古时期是相对于当时还处于在“不火食”的尚未开化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说的，并不定指某地域与某民族。而“中国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利味，咸有利器知道之俗，今之有量地度，居有城廓，地以度邑，邑以度民，以观安危……有君长正之者乎，公曰善哉”（《大戴礼记》卷九）。按照现代语言解释，当时的“中国”就是指已经进入了“安居、熟食、农耕、有城市、有生产生活管理制度与各部落所共同的祭祀崇拜礼仪，有解决人民矛盾纠纷与困难的机构，有公平公正机制”的国度。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哪个地方最早进入稳定有序的农业、渔猎、放牧生产生活先进文明文化形态，并有了多种功能的城廓和乡村组织机构，且对外产生了同化的影响作用，那个地方及其那里的人民就是“中国”与“中国人”，其与地域的中心位置并无直接关系。其实，这样的虽然地处偏远，却因为自己的经济、文化与技术的发达而在客观上成为世界“中心之国”的情况，在现在已经是个常识了，近两百年地处地球北端的西方世界的崛起，就是个证明。而根据现在农史考古发现证明，世界上的农业都不是最早发生在平原地区，而是最早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