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说文》中，许慎把“禹”解释为“虫”，为何“禹”为“虫”，长期以来，对巴蜀文明文化不了解的人对此十分困惑。其实，许慎也同时把“蜀”解释为“葵中蚕，从虫。”，把“巴”解释为“虫，象蛇。”。四川地区，气候潮润，十分适合于蛇与蚕等虫类动物生存，现在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金川县地区，历史上就是著名的养蚕之地，盛产桑树与蚕，现今藏族的“献哈达”，就是代表的这里的人民最早是生产蚕丝与“帛”的民族的意思。为什么藏族人会把丝帛叫做“哈达”，且认为向人献“哈达”是很高的礼仪，笔者在藏族老人那里得到一种说法，他们认为，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原始部落一直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的中心，是部落中最长的女性，在进入农耕时代以后，女性的主要工作就是织布与接待客人。所以，他们叫祖母为“哈达”，后来，哈达就成为了珍贵的象征。而笔者在四川云南交界处的泸沽湖地区的彝人与摩梭人中了解到，他们那里至今尚存在的母系社会中同样也有这样的习俗，只不过他们把部落中的最长女性叫做“老子”或者“老者”，他们向客人敬献的是酒，表示友谊天长地久的意思。现在四川出土的汉代的“神树”（俗称摇钱树）中往往都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有以“西王母”为至尊的塑像，二是有人们载歌载舞而农桑的塑像，这与现在少数民族习俗完全相同。

　　至于“禹、巴、蜀”为何为蛇虫，前面说了，农业最早都产生在中国西部山谷之地，农耕族最要紧的知识就是季节判断。四川的西昌地区的农业区域，是日月常挂的高地热带地区，可以根据观察日月天象去定时间季节。而在一年只有1000个小时左右的日照期的四川盆地地区及其川西连绵起伏的山区中，农民们判断农时季节的主要手段，就已经不可能在观察日月天象了，而只能根据蛇虫等动物的冬眠与苏醒及其蜕变的时期来判定农业耕作的时间和季节，所以，蛇虫崇拜就因此而来。这样的蛇虫敬仰习俗现在都还存在于西部偏远地区，笔者当年下乡的川西南农村，老乡们决不打与食蛇虫，还有在春天用糍粑敬喂这些蛇虫及候鸟的习俗，老乡们认为，这些动物是人们判断时间季节的标志，理应保护。春夏的到来，对于农民来说，就代表着一年生机与生计的开始，农历节气中的“惊蛰”，就是由此而来。这就是说，大禹之所以被东汉士大夫的许慎注解为“虫”，则又没有去多解释，实在是因为他不熟悉大禹时代中国进入农耕时代以后，因不同地区的条件，所出现的农时季节判断的标志情况所致。

　　出成都市西门往西行，经过都江堰市，便进入了汶川县山区，在湍急的岷江河的北岸，有一座小巧的市镇，这里就是相传大禹治水的“绵凫（fu）镇”，又称“绵虒（zhi）镇”，不远处，有一山洞名“飞沙关”，在往前行，就是“刳儿坪”，所谓的“刳儿坪”，就是相传圣母剖背大禹母亲接生大禹的地方，刳儿坪山上有形状似人的白石，据汶川县文物管理所的汪友伦老先生解释，那就是“石纽”，表示天地生大禹的意思。如果把大禹说成为是山崩裂而出的圣人，或者说成为是圣母剖其母背而生，都不过是神话，但是，从巴蜀文明文化中的“大石崇拜”上去解释，却是说得通的。四川历史上一直有“大石崇拜”，号称“石笋”，其俗可能来自于石器时代人民对石器工具的崇敬。1960年，中国古人类研究所与四川省博物馆在四川大渡河流域的汉源县（古称凫里、伏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汉源文化”，也就是大型的石器加工作坊，并从这里出土的动植物化石及其文物中可推断出上古时代四川西部山区的气候湿润温暖，十分适合农耕与其他养种植业。所以，说大禹可能是石器时代的人，是有道理的。
在汶川县岷江河的“飞沙关”的对面，是“西川第一羌寨”，寨子中的许多见闻不多谈，到是羌族人的“天公、地婆、栖伏”的三石崇拜物把笔者看呆了。西川的羌寨和藏寨，大多是用石头砌的楼房，汉人称之为“石室”，他们自己则称之为“邛笼”和“碉堡”，这是笔者早就知道的，无非是说他们是从邛地（现在云南与四川的横断山脉一带）所来，碉堡其实就是指“颠高”之房。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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