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禹贡》记载，四川在夏代为“梁州”，《诗经·大雅·韩弈》则说：“奕弈梁山，唯禹甸之。”。在四川本土语义中，“甸”是农村村社的意思，因为四川本土语言中没有翘舌音和后鼻音，所以，说四川在夏代为“梁州”，大禹开辟的农耕之地为“梁山”，那多半都是北方人的误读，“梁州、梁山”在四川语音中应该发音成“连州”或“联州”；“连山”或“联山”。“连、联”当然就是联合、连结的意思，既指西部所特有的连绵起伏的大山脉，也指联合的文明形态。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廓遗迹中就发现了众多不同生理面貌特征与不同服饰及不同礼仪姿态的青铜人像，共同在朝拜有十只鸟头的神树，这说明四川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进入不同民族部落和平相处的联合政体的文明文化形态。《史记·周本纪》中也记载了当时的四川地区有庸、蜀、羌、茂、徽、泸、彭、濮等不同的部落联合体，他们又各自称自己为尔戈、比尔干、立尔矛、矛其誓。而现在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人就称自己是“罗罗”，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羌族人则称自己是“尔矛、冉駹（庸茂）”，阿坝地区中至今还留有介于藏族与羌族之间的一种独特民族“白马藏”（濮矛赞）。藏人中的主要民族是有悠久农耕传统的康巴人，而康巴人都知道自己的根本就在雅砻江上游地区，即现在西藏的昌都与四川西部地区，就是以前称之为“康藏”和“西康”的山区。现在四川的羌、藏、普米、纳西、彝等少数民族所生活的岷江、雅砻江、大渡河、湔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恰好就是后来历史记载的大禹当年生长与活动的地方。这就是说，农业最早发生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山谷之中，后来，农业在四川盆地地区与中国东部地区的平原得到高度发展，这些地方的人后来就逐步变成为了以农业为主的“汉族”，而继续留在山区与高原地区半农半牧的人们则成为了现在中国西南与西北的“少数民族”。

　　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出土的高三米的大“神树”上有十只“鸟头”，在《尚书·尧典》中，这些鸟头称为“星鸟”，也就是后来的人们说的“朱雀”，既代表星宿，也代表着太阳的意思。同时，这些鸟头还代表当时四川地区不同民族部落和方国的人们所共同崇拜的“凫”，“凫”即可以是鱼鹰，也可以是大雁、鸭。由于“禹”的古音的“鹜”（wu）是“鸭”的意思，也与“五”这个“中”之数同音义，而三星堆中出土的金权杖中就有“凫”与“鱼”的图案，且川人历来有崇“五”习俗，这样，“骛、凫”同为“鸭”，鸭与雅同音，雅与夏同义，五为“中”义，所以，最早的华夏之国很可能就在四川。三星堆古城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所发现的最大的上古城廓，其内部的祭祀、商业、筮卜、铁器玉器制造等功能齐全，而且，该城廓就建立在古称“洛水”又称“鸭子河”的旁边，现在，这里依然还是野鸭与家鸭成群的地方。古代人们说的大雅小雅，其实就是大夏小夏的意思，其义都来自于“鹜”，这与四川上古时代的蜀人崇尚“凫”（即鱼鹰、鸭等水候鸟），及其藏族人崇拜鱼（藏族人认为鱼为水神，所以他们的旧习惯是不吃鱼的）也是不谋而合。

　　当然，现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被定为是殷商时代的文物，但是，其文化文明特征却应该是夏文明文化的继承，这从大量的民族民俗和考古材料中可以得到许多证明。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晋代常璩所著的中国西南地方志的《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了夏代天下分九州时候，梁州包含了夏之前就存在的华阳、黑水和江汉三地区，这三个地区，就是现在的四川、陕西、甘肃一带。“华阳”是指梁州之中心地区，而巴蜀又是华阳之“中国”，梁州与巴蜀都是禹治水之功所成。而到底什么是“华阳”？这个问题则如同一个历史悬案给搁置了几千年。而按照笔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解释，川人因为无翘舌音与后鼻音，所以，阳（yang）其实应该念成为“雅（ya）”或者“雁（yan）”，所以，上古的“华阳国”可以念成为“华雅国”或者“华雁国”，前面说了“雅”与“夏”同义，所以，上古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的“华阳国”很可能就是最早的“华夏国”。只不过由于后来大禹扩展了中国的疆土，人们又编造出了“人皇居中州而制辅八方”的“中州”说法，这样，“中国”就转移到现在中国的中原一带去了。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夏人尚黑尚玄不理解，其实，人们只要到大禹当时生活的地区中，也就是牛羊成群的四川高原的草原地区与水利农耕发达的成都平原地区，去看看那里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颜色，自己就会恍然大悟的。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土壤，就是地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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