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到了何晏、王弼手中算是一个转折点，他们开始大谈老庄，不能说这个转折是坏的，因为他们的写作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何晏的母亲嫁给了曹操，他是曹操的假子，地位是尊崇的，如果不是后来司马氏击败了曹氏何晏也许还不能成为这个标志性的转折点。何晏至少是两件事的标志性人物：其一，他是玄学兴起的标志；其二，他是服药的祖宗。服药可能是秦代的方士所“发明”的，也许是汉代，但毫无疑问“五十散”的配方肯定不会是何晏个人所创，想找到类似于石钟乳、石硫磺、石白英、紫石英、赤石脂之类的矿石配到一起，而且配出一种长期吃还吃不死人的东西大约是不容易的，为了这个方子一定有不少人死了，《红楼梦》中的贾敷就是这么死的。而且在何晏之前肯定有不止一个的人吃过这种“药”，为什么何晏一吃，这竟然能成为一种流行？还有魏晋玄学的兴起，在何晏之前研究《道德经》、《南华经》的大约是大有人在的，但为什么何晏之后这竟成为一种风气？这和他的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他的官位顶多不过是“吏部尚书”罢了。这个问题将在后文中做一个详细的分析。这个时期的文风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毕竟一些人在写着，比如王弼，比如嵇康。等时间到了完全是以竹林七贤的时代，建安派完全式微，大家服药的服药，谈玄的谈玄，饮酒的饮酒。干什么的都有，就是不再有什么文章了，好在没多久陶渊明出来了，算是魏晋文章一条漂亮的豹尾，但陶氏是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标准的隐士，在他身上很难找到所谓“名士风度”的痕迹，他是一个值得中国文化庆幸的人物，同时他的出现也是有其合理性的，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厌倦于尘世纷扰的人物的，何况浑浊不堪的魏晋呢？

　　竹林七贤出现后，魏晋最重要的学术特征“玄学”完全的兴起了；这时魏晋名士的时代特征完全的凸现了出来：所谓的“名士风度”成熟了。何谓名士？当时的人物王恭说的明白：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分析整部《新语》，谁是名士？其一，名士至少须为贵族，或为贵族的附庸（便是钱钟书先生所谓龙身边的蜻蜓者流）。这样讲是很好理解的，名士要有闲呵。谁悠闲呢？贵族而已。这种动荡的年代，纯粹的学问是不能维生，在大唐盛世杜甫尚有“儒冠多误身”之叹，又谈何魏晋这种时代呢？整部《新语》中的名士那一个没有赫赫的出身呢？这一点有很多文章谈到，毋庸赘述。其二，名士要善饮，不但饮，而且要大饮方可。饮酒，很能体现出名士不问世事的态度了。比如王子猷答恒温的问话时说不知道自己局什么官位，似乎是“马曹”（其实是“骑曹”），也不知道自己管多少匹马，更不知道他们的生死。当时的人似乎是很欣赏子猷的答话的。简言之，名士就是不管事，在野最好饮酒，比如阮籍，为了五百戽酒去当“兵卫”），在朝也不可忧国。他们推崇老庄，庄子说“尘垢秕糠，将尤陶铸舜尧也”这很可以作为名士这种行为的“理论依据”，虽然很明显他们是曲解了庄子的《逍遥游》。这里引发了“名士”的第三个特征，即就是谈玄，谈老庄。这里我无意详细分辨老庄之道与魏晋玄学的区别，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我们读《道德经》时明显可以感觉到其中许多章节是治世之术，老子在很多时候更像一个愿为帝王之师的人，而且他在很多时候也会谈及自己的社会理想。（这样的例子在《道德经》中比比皆是，只是此非本文的主旨，故在此不加引证。）而魏晋谈玄的人是极少谈及治世之道的，《新语》中不过有26 则政事的记录，而且多是一些个人行为而言及大义，关乎国家的少之又少，可见这些名士是有一种少谈国事，最好莫谈国事的默契的。还有一个特征是魏晋名士有很多是服药的。

　　魏晋名士出身豪门，这给他们带来很多先天的好处，但他们处境并不是十分令人向往的，文人在这个时代是很为难的，迅翁说：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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