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大泽乡起义只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它的起因是因为士卒遇雨不能按期到达“按律当斩”才有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但亡秦的并不是“揭竿而起”的陈、吴，而是“不堪秦苦久已”而云集响应的天下百姓。虽然如此，这些历史事件的堆积很可以给人们造成一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假象，仿佛这些君王正是失败于他们的思想压制之上，事件二更可以作为“史官监督”胜利的一个伟大的胜利，并且向来是为人所称道的，而大史氏、南史氏总是作为典型的史官形象出现——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其原因在于儒家两千年的绝对主导地位使得被神圣化的孔子的一言一行都有着类似于神迹的象征意义。孔子作《春秋》，后世有人这样评价这部书：

　　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言之贬，严于斧钺。

　　于是在整个中国的封建历史中，史官在理论上理所当然的被赋予了对于王权的“监督”地位，兼之有大史氏、南史氏这样光辉的“典范”，历史上的清流对于“史”的崇拜始终处于一种类似于迷信的状态，很多人拼死一谏的勇气都源于对这种“史官监督”的坚信：于谦说道：粉身碎骨浑不怕，要流清白在人间。这清白字眼是流在史书上的；文天祥说的更直接，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史简；还有明末的李月如来得更惨烈，他在被政敌李可望（当时的秦王）剥皮处死时，看到剥皮用的稻草时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其实他至死也是相信所谓的“历史公论”的。然而这些影响和控制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学说其实在魏晋之时都差不多完全被事实所击败，留给后世的只是统治者能更好的实现思想压迫和让知识群体相信“正统”学说的方法。

　　魏晋文章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安七子的出现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身处统治者的三曹都有极好的文笔和有大气的诗文传世，这个时期的的“思想压迫”算不得到了顶峰，但这时的一些事件已经预示着魏晋的“思想压迫”的开始；杨修不愿全心的为曹操个人服务，又兼之爱买弄，给曹操杀了；祢衡多次议论曹操，也终于给曹操所杀；孔融也因为差不多的原因死在了曹操手里。而这些人死时都不过只有二、三十岁。声名远播于后世的建安派繁荣的诗文创作背后是这样对于异己者血腥的打击，《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中记载了孔融被抓的情景：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这是一个很让人心惊的场面，中国人以虚岁计岁，八、九岁的年龄，实际上不过七、八周岁罢了，而他们在飞来横祸之前竟是“无遽容”，而且对于当时的形式有着“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这样深刻的认识，这让人不由对当时的恐怖气氛感到震惊：“无遽容”绝不会是由于他们过硬的心理素质，任何正常和较为正常的社会都不会产生这样的“天才”儿童。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对这一切已是见怪不怪，精神麻木了！还有一个事件是值得注意的，《新语》贤媛第十九中有这样的记载：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锺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

　　一句“早知尔耳”写尽了当时名士危如累卵的状况，后来许母对儿子的教导更说明了她对于当时时世透彻的分析，迅翁说，剧毒：砒霜。之后是无数死于这种毒药的人。（大意如此）而许母的这种“智慧”岂会不是的之于无数死于统治者之手的名士的鲜血中？从曹操时起开一个死难者的名单是很容易的，比如何晏，死于司马懿之手，同年王弼“病死”，24岁；嵇康死于司马氏之手，39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