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给任诞第二十三加了一个案语曰：

　　“国于天地，必有兴亡。管子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古未有无礼仪，去廉耻，而能保国长者。自曹操求不仁不肖之人，而节义衰；自司马昭保持阮籍，而礼法废。波糜不返，举国成风，纪纲名教，荡然无存，以驯致五胡之乱，不惟亡国，且几灭种族矣。君子见微知著，读《世说任诞》之篇，亦千古殷鉴也。……”

　　此后的文字还长得很，这差不多是后世对于魏晋最正统不过的解读了，仿佛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个时代血泠泠的思想压迫，到好象是竹林君子们坏了世道人心当杀才好。也许很早就有人看得很透，不说出来，而只用于实践罢了。历史中深谙述史之道和善于利用历史的人多的很，有人以之为进阶取宠之道，比如隋炀帝时的著作郎王邵，就捉了一只大龟并在其背上刻了“天下杨兴”四个字，送给了隋炀帝，并载入了史书，还有用之来扩大自己生前身后影响的，比如明代高拱所著《病榻遗言》，就在他死后给想打击已死的首辅张居正的人以口实，而这张也正是他的敌人，更多的是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史传的人，很多做事的名人都有过“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豪言”。可无数正统的儒家学者们仍要将魏晋的一切都归结到他们的理论之中，他们很可以用他们的解释体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在我看来，这真是民族文化的悲哀，于是无数德行大言说出来了，于是无数无耻之事也在做着，仿佛泾渭分明，其实不过是君主制中学术压迫之下的左膀右臂，它们谁不比谁更好，谁也不比谁更坏些。

　　魏晋诗歌是很漂亮的。这大概是整个魏晋时代不多的可以因以为豪的东西。周作人先生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的论述很可以作为这个现象的脚注：中国历史的一乱一治中，乱世用诗歌以“言志”，治世用文章“载道”。其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诗文的“言志”和“载道”，如果以“言志”作为其主导思想，以我手写我心，在今天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诗歌的灵动和激情得以很好的表现，当然可以写出一些很好的作品来；而用诗歌来“载道”，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要求，所谓“载道”所载的当然是治世的正统学说和教化之辞，必然要求其文字四平八稳毫，一副义正词严的面孔而无逾矩之处，这样的诗歌是难以说得上一个“好”字的更不用讲什么传世之作了，有意思的是宋明的理学家一边骂诗歌坏了世道人心，一边又用诗歌来载他们的“天理”，无怪乎他们的诗歌往往会是落到后人手中的笑柄。可见处于“乱世”的魏晋人是很有“条件”写出好诗的，实际上他们的确有一些很优秀的作品传世。单纯的用治乱之说解释这个问题显然有些单薄，我以为问题的实质仍在于思想的自由度，唐代是诗歌的颠峰，其思想的自由度也是其他朝代难以企及的，白居易有《长恨歌》来描写当朝君王的爱情史，当时人以为理所当然，在后世的我们却很得佩服他的勇气。虽然魏晋的思想是极不自由的，然而诗歌历来都是一种十分私人的文体，中国诗歌的传统又很讲究其感情和内涵的隐晦，魏晋文人的才华不能很好的以文章学术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被压迫，人性被扭曲自然会找到一种可以释放他们愤懑和情感的途径，诗歌自然是一种首选的文体。钟嵘《诗品》这样描述：

　　“今之士俗，斯风至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个为容，致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

　　这很可以表达当时的情况，写的人多了，加之建安派高明的诗歌理论的影响，好诗的出现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我曾以为动荡的社会是产生学说，学派的摇篮,比如春秋时代,而这对于魏晋是不适用的。春秋大国时的高层政权是相对稳定的,但国家却时时处于一种显而易见的危险之中,不是太昏庸的统治都会有一种走钢丝的感觉,于是他们求贤若渴,试图找到一种可以优于他人的治世之道以坚固自己的国家;而魏晋时的动荡却是在统治高层,国家的危险并不明显,他们当然要用一种学术压迫以至愚民的措施来坚固自己的王权.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后记中提到只有中国这种大陆型地形才能产生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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